那天傍晚我和杰克回到这儿，一路走过陡坡，穿行在白皮橡胶树林中。行走中，可以感到身上沉甸甸的小录音机，但内心更是沉重，因为这些房子已经破败不堪了。

1994年1月，我们搬到纽约后的第四个年头，野火在悉尼山间蔓延，如爆炸般，大火一冲而过陡峭的救火道。在这条路上，艾莉森和我工作之余曾在此漫步。在这条路上，她建议我将人物名字由“赫尔迈厄尼”改为“露辛达”。这条路——当时是一幅可怕的场景，徐徐燃烧的飞鸟，火焰喷射的树林——所通向的，是一处高高的石崖。在那儿，你可以坐在巨大的桂树边，其树干滑如肌肤，放眼望去，下面是蔚蓝的海水，上面是深蓝色的天空。那些年里，作品写到淋漓之处，这些树，这片水，以及水上鼓起的帆隐约传来的噼啪声，都成了语言的一部分。

在这儿，我们孕育了第一个孩子。在这儿，蓝花楹的花瓣落在草坪上，就像无数随意洒落的珍珠。

在这儿，野火如奔驰的列车呼啸而过，化为灰烬的，不仅是我们的房子，杰克的房子，早餐的麦片粥，婴儿照片，鱼竿，蚊帐，花园里的水管，杰克一生的计划，不仅是这些，还有悉尼的梦想，一个建于圆环码头之上以舞场为顶的通道，一个将达令港变成悉尼“双肺”的梦想，一个可以让清新咸湿的空气向下吹入布劳德威那荒弃边缘的通道，都化为乌有。

大约两百年前，约翰·亨特写道：“上帝，我很难过地提笔写信，去年，我们经历了一个酷热干燥的夏天，在焦干的土地上，强风扇起野火，程度惊人，很多公共和私有财产已灰飞烟灭，被付之一炬。一些定居者已被击垮，那是他们的全部收成，虽已收割入仓，但仍化为乌有。其他人损失的不仅是庄稼，还有房子、粮仓，一部分牲畜。野火突然窜出，在他们周围迅速蔓延。遍地干枯的植被，不论是干草还是枯树，将毁灭性的打击四处扩散，其来势之迅猛，恐怕几火车火药也难以匹敌。”

1994年1月，全悉尼都好像着了火。全城被火包围。灰烬纷纷落入中央商业区，那儿的朋友们不难想像出可怕的世界末日场景，加油站在阵阵烈焰中把全部的白人文明炸成碎片。直到那时，人们才注意起提姆·弗兰纳里来，他曾说过，白人一到澳洲所发现的这片土地，一直是经过精心照料的，源于一种有计划的焚烧制度，这一做法即是“火棍农业”。对于约翰·亨特的那封信，弗兰纳里评论说：到目前为止（1797年6月10日），伊拉部落已被欧洲人骚扰了十年，疾病、农场，以及定居点所产生的影响，使得他们数千年来焚烧式的农业难以维系。构成致命威胁的林区大火，携着恐怖的怒号、难以想象的炙热，已成为首要问题。

等我2000年回到悉尼时，整个火棍农业问题已愈演愈烈，火不仅界定了土地，也界定了政治气候。我后来的一次经历颇有些古怪。坐在悉尼一家高档餐馆里，看着对面的港口和歌剧院，听到的却是两个朋友为这个话题争得不可开交。那时我明白了这儿离纽约是多么的遥远。

但是现在，我略感哀悼地走向杰克的房子，目光所及，尽量避免触及自己的旧居遗址。

那儿什么破烂都没有，老兄，谢里登已经写信跟我说了。什么都没有，只有草坪中间的那个烟囱。我可不能去那儿。

我也尽量背对着烟囱，虽已踏上了杰克新房子的平台，仍有一种空洞、缺憾的感觉压迫着我的双肩。天哪，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用一生的时间背对着的那些痛苦的记忆。

杰克重建的房子，以纯粹的德·塞尔彼方式建造，与之前的一样，仍然没有太多墙壁。唯一的固体墙光溜溜的，没留窗户，很有礼貌地背对着邻居。住所面向入海口，坐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向下，我可以看见红树林，向上，可以看见黑黝黝的断崖，如果忽略崖上那些隐约的枯树，就没有任何有形之物可以让人回忆起野火肆虐之前的断崖了。

与杰克和布里吉特分享完一瓶桔梗喜若酒，我穿上衣服，信步走向草坪。酒加上沐浴使我变得异常轻松，赤着温暖的脚，走在浓密湿润的草地上，一股哀伤毫无防备地从胸口升起。

在那儿，我们在走廊上午餐，旁边就是密集而脆弱的老紫藤，它那每年一度的短暂繁茂既甜蜜，又痛苦，就像一幅莫奈所画的干草堆，在其最美丽的时刻，证明了生命的短暂。在那儿，那条黑蛇就住在砂石台阶边。在那儿，生长枯萎过一株古老的越南棕榈。还残存着部分的水箱，另一条蛇在此死去。还有精心修整的梯田，最初的修建者是一所精神病院的主任，他利用周末，调动病人免费修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