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朋友，彼得·迈尔斯，是个建筑师，写了一篇很棒的论文，叫《论悉尼三城》，事实上他这一周会在大学里开这方面的讲座，你得去听听，能跟你聊聊他会很高兴，我知道他会的。

我沉默不语。一次生死争斗，绝不是一场大学讲座代替得了的。

你知道，第一批定居者在悉尼找不到石灰石，杰克说——这又一次提醒我，杰克曾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学教师——如果要制作灰浆，他们就需要石灰。

我顺从地说，他们焚烧贝壳，这个我知道。

是的，正是通过焚烧贝壳，首批定居者得到了制作灰浆的石灰。但你可能不知道，1788年白人到达时，一堆堆的贝壳，足有四十英尺高，堆在便利朗角。

那儿就是今天的歌剧院。

对，恰恰就是今天的歌剧院。在此之前是麦考瑞要塞。所以很明显，便利朗角是悉尼古城的原址，多么古老的一座城啊，明白吗？这儿曾有一处非常复杂，非常宗教式的文明，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时代，那时冰川期还没结束，海洋还没有上升。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一处文明原址。当然了，在1788年，没人知道这个。流放犯拆掉古城，建设殖民城。可以说古城还在，只是像三明治一样，夹在新烧的砖块之间，这些砖块上现在还印着筑城者的拇指纹。四十英尺高的贝壳，彼得，可以想象，曾有多少万次的大餐啊！

当我钓到有生以来第一条无鳔石首鱼时，在伦敦，《格兰塔》杂志的英语版编辑刚完成“澳大利亚”版的编辑工作，准备休息。在伦敦，他写道：“殖民历史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但如果从人口统计的角度考量土著澳洲人，他们身上所凸显的耻辱和阴谋……在澳大利亚知识界，可不是一件平常的事。”

回到家，同样的事也让我感受颇深。它看似简单明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如果你看到的只是白人自由主义的罪恶，就曲解了政治形势，就像1788年的欧洲人对于这片土地的误解一样，自身还很自信。

当我对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杰姆·科茨林论及这一问题时，她问我，你真正认识多少个土著澳洲人？

一个。

一个？

当首批白人到来时，只有七十万土著澳洲人生活在这里，今天有四十万（在一千八百万的总人口中），但作为一个白人悉尼市民，你在这儿生活一辈子也绝不会遇到一个土著人。对于土著居民，我们一直很困惑，即便当我们期望他们消失，认为他们命运早已注定，掠走他们的土地和子女时，都很困惑。

想着要找到这种困惑的确切体现，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阅了斯坦利·吉本邮票目录。我认为，一个国家会在邮票中向世界展现自身形象，我还记得童年时集邮册里的澳大利亚邮票，上面全是土著人肖像和图形。

在图书馆里，我发现1930年面值两便士的邮票，图案跟我记忆的一模一样——一个土著猎人。还有面值两先令的1939年鳄鱼邮票，以及1946年土著人邮票。但仅限于此，与土著人有关的邮票，能查阅到的，只限于我记得的那几张而已。从建立联邦到1955年，再也没有关于土著人的邮票了。相反，有太多太多的邮票是关于乔治六世、伊丽莎白公主、伊丽莎白王后、库克船长、探险家马修·弗林德斯，还有很多的公爵和公爵夫人，总之，描绘的是大英帝国一个缺少自信的角落。

看着这些邮票，你能想到的，不是我们一直困惑，而是我们一直很健忘。罗马人庆祝他们用链条驯化了野蛮人，但不是我的祖先。

正如凯尔文所说的，我们打了一场战争，占领了土地，同时又假装这片土地从未使用过，无人居住过。

在这颗旋转的星球上，很少有城市在千年末的展示能与此匹敌，但是我，一个情感丰富的澳大利亚侨民，却并不觉得惊喜，相反，情绪却突然冷却了。这个小把戏我以前也见过。这些烟火表演与1988年澳大利亚两百周年纪念时的表演很相似。当时大桥上也长出了绿色火焰般的细丝。《悉尼先驱晨报》这样写道，哦，这是怎样的一次聚会啊。的确，全城都很恼火。我们有悉尼传统的聚会，它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早在两百年前就出现在这片砂石岩盆地，现在，对它的遗忘让我们蒙羞。

当两百年庆祝典礼热烈进行的时候，第一支船队来到之前的那五万年历史，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变得模糊，逐渐消失了。好吧，这是白人定居者的文化，这正是你所期望的，但那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也忘记了白人，或者是大部分的白人。1988年，我们纪念的是士兵，但在一切激动之中，那一艘艘船之中的男男女女却被忽略了。我们历史发展的两股力量，那两股残忍的力量，直到今天仍然塑造着我们，却已经被遗忘了，相反，我们所庆祝的，是某种带着帝王和官僚色彩的过去?我们对它毫无感情，跟它毫无关联。

十二年后，我恨恨地盯着喷火的悉尼大桥，但当烟雾散净，我却看到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标语。在北边路标塔的左边，在那附近，我那鲁莽的朋友吉，像苹果里的一条虫子，曾经沿着与车道齐平的地方向上爬，在钢结构的拱形大桥的里面，就在那儿，一块亮亮的铜板上写着一个三英尺高的词：永恒。看到这个，我所有的怒气都被冲散了，看到从家乡传来的这条秘密的信息，我笑了，感到近乎疯狂的自豪和欢喜，因为在纽约，除了我这个悉尼人，没有人有希望可以破解这个密码，它现在正划过天空，就像是来自于特尔法麦多尔的一个信号。对我来说，至于它最终意味着爱尔兰的什么东西，我会尽力弄明白，但我不禁想象它对纽约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澳洲标志，还是跟时间有关的什么东西，是跟千年历史有关的什么东西，或者是与这座城市所承载的五万年的文化有关的什么东西？但是，五万年虽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可算不上永恒。它不是悉尼人喜欢这个词的原因，也不是艺术家马丁·夏普花用一生的时间一次次描绘它的原因。

马丁在悉尼很有名，跟大部分的画家一样，他的知名度更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国际的。如果你住在悉尼，就会知道有三样东西让他着迷，一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游乐场卢纳公园，一个古怪滑稽的歌手提姆和一个词“永恒”。但如果你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你对马丁·夏普的理解可能是，他为“勇敢的尤利西斯的传说”写了一首抒情诗，一天下午在酒吧里他又把诗赠送给了吉他大师埃里克·克拉普顿。

有关“永恒”的秘密并不属于马丁，但他是秘密的监护人之一，所以我决定跟他谈谈这个秘密。

凯尔文听了我的打算后连连叹息。（老兄，去跟这些人谈？你正在犯一个大错误，你忽略了女人。听你讲话，好像她们都不存在似的。）

我觉得这话含义丰富，因为它出自一个称呼女性船员为“开槽人员”的家伙口中。

我的小说里面到处都是女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