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他们也确实喜欢咖啡。他们往往坐在他们的毯子上，每喝上一口，就点着头，连声说“好，好”，然后嚼着我妈给的饼干，每吞下一口，也连说“好，好”。

你可以想到，我爸和印第安人混得很好，因为他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爸总想拉着他们一起谈论哲学，这样做当然毫无结果，因为他们一句英语也不懂，而我爸连手势也不会打。这很遗憾，因为我后来慢慢发现，世上再没有什么人比红种人更爱聊天吹牛了。

波尼人吃喝完毕就站起身，用手指剔着牙，又连着说上好几句“好，好”，便跨马而去。他们从来不说感谢的话；不过有些人可能会握手，这是他们刚跟白人学的。印第安人接受了什么就会使其变成嗜好，那些学会了握手的印第安人会和车队里的每一个人握手，男人，女人，小孩以及襁褓中的婴儿。我只是纳闷，他们何以没有抓住牛的右前蹄握上一握。

他们不道谢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礼节，何况他们已经一再说“好，好”来表示礼貌了。你就是找遍世界，也找不到什么人比印第安人更讲究规矩礼法了。他们来造访的要旨就多少与礼貌有关，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白人概念中的乞丐，我在大城市里见到的沦为乞丐的人都是除去乞讨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在印第安人的规矩里，如果你遇到一个陌生人，要么和他一起吃饭，要么跟他干上一仗，不过更经常的是一起吃饭；跟一个几乎不相识的人动手，那种行为太过于认真，有点不值得。我们都可以跑进他们的帐篷，而他们一定会招待我们吃喝。

这类活动日渐增多，因为一个波尼人会告诉另一个，“ 你该到那个车队去喝点咖啡，吃点饼干”。我们和他们结伴而行的时候，牛车每小时只能走上两英里，何况一煮咖啡，速度就更慢了。我们在他们部落的领地内，足足走了好几个星期。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队伍出现了，包括挤满拖在马后的滑橇座位里的妇女乃至婴儿。因此，等我们抵达如今叫做怀俄明州的那个地方的东南角的沙伊安县，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印第安人部落，这种情形又会从头开始。可是，我们车队里谁也没有咖啡了，我们原想把这一主要用品储存到拉腊米和北普拉特河交汇处的拉腊米要塞的休息站呢。

那还是在铁路修通的几年之前，当时拉腊米那儿的咖啡豆已经用光，要再过一个星期才有船只运来。奇怪的是，我爸居然宁可等候，而别的人因为已经晚来了三年，都火烧火燎地要赶紧去加利福尼亚。

乔纳斯·特罗伊来自俄亥俄，原先是个铁路职员。我记得他留着两撇小胡子，有个骨瘦如柴的妻子， 还有一个男孩，大概比我大一岁。那家伙十分讨厌，我们玩得闹翻脸时，他会又踢又咬；等你一占上风，他就大哭大闹。

“我听说，”特罗伊先生说，“印第安人虽说喜欢咖啡，可更喜欢威士忌。再说，给人倒酒更方便。你用不着停下车子，只消一歪酒瓶就行了。”

这时候，特罗伊和我爸正站在盖在栅栏墙里的拉腊米商店的门前。就在他们商量谁能给他们出点别的主意，挽救他们的生命时，应该有十几个人走过他们的身边——设陷阱捕兽的，打前站的，当兵的，甚至还有印第安人——他俩当然没想到去打听打听：特罗伊嘛，是因为他相信什么事都得由他出主意，由我爸来认可，而我爸呢，自以为有了和印第安人打交道的基础，就把他们琢磨透了。

“没错，”我爸说，“我可以告诉你，特罗伊兄弟，酒本身跟红种人无关，而在于饮酒的行为。记得吧，在摩门教教义里写着，印第安人里面包含着以色列散失的部落。这就解释了沿着普拉特河行进时和他们的头人谈话很困难的原因：我连一个希伯来语的词儿都不会嘛。所以我打算到达盐湖城以后，好好学学。不过，我主让我能够用他那不可思议的智慧与我们的红种人兄弟直接交流，以心换心，我听到的是爱与正义的交融。”

于是，他们就从商人那里买了一大批整坛的酒。不久，我们就一点咖啡都没有带，从拉腊米出发了。我至今还记得，在要塞的西边，可以看见田野上覆盖着前面走过的人们撒下的废弃物品：橡木桌椅，带玻璃门的书柜，一个长毛绒面的红沙发……真不明白，一些人穿过上千英里的野牛出没的草原、沙漠、河流和大山，到底图的什么。甚至还有好多书给扔在那里，全都由于日晒风吹雨淋而泡胀了，爆绽了。我爸抓紧时间浏览，指望能够找到他谈到的摩门教的书，实际上一本都没有。他有关那些近代圣哲的所有知识，全都来自到伊万斯韦尔那家小酒馆来的一个走街串巷的白铁匠的酒后之谈。如今我回顾起来，觉得我爸实际上不识字，他所引用的那些福音书的段落都是他当理发匠时听别的牧师讲的。

离开要塞一两天之后，在北普拉特河南岸依旧是随风翻滚的草地，不过前方?是绵延的悬崖了，再远一点的地方，拉腊米山脉露出了雪峰。我记得那日子是在6月初，我们有了一次机会把特罗伊的理论付诸实践。在那个地方，从河的方向，来了一伙二三十人的沙伊安勇士，坐骑的马蹄还滴着水呢。沙伊安人是个英俊的民族，长得身材高大，四肢修长。他们和所有的勇士一样，有些好虚荣。出于拜访时的礼节，他们人人都佩戴着珠子项链，缀骨的胸甲，头发用商船运来的缎带束成发辫。多数人插着一根鹰羽，其中一个戴着高顶礼帽，但帽顶去掉了，以便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