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4日

电话应答机已经被我切断一个多星期了。我不想看到它那不断闪烁的红灯，这个可怕的景象会让我想到埃塞基耶尔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这只会令我更加痛苦。我知道如果我听到更多的留言，无论是我妈的、保险公司的，亦或是一个老情人的（那时候，他常常让我害怕听到自己的留言，就像他对电话留言也心怀恐惧一样；但是，现在他的留言让我无动于衷）——总之，除非听到的是埃塞基耶尔的留言，否则我确信自己一定会切腕自杀。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无法挽救的后果，我只能关掉我的电话应答机。

我觉得自己这么做很聪明。我的逻辑是，如果我关掉电话应答机，这就证明我没有在等他的电话；既然我没有期盼他打电话来，他就一定会打来，因为事情总是在你毫无预料的时候发生。但是，我的想法不灵了。

公平地说，在我没把电话应答机切断之前，他确实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并且留言请我给他回电话。但是我没有回电话，莫妮卡让我发誓不会这么做。她说如果他真想与我通话，他一定会再打给我。显然，他并非真想与我讲话。

我为什么认为他还会打来？当我在夜晚辗转反侧的时候，我问自己。因为这是我所寻求的最后的安慰。我幻想着他会克服我们之间的障碍，把电话当做他的利剑。我幻想着他会在电话中对我坚定地宣布他仍然爱着我，我们的分手是个错误，唯有如此他才能穿越我们之间尚未表明的感觉的丛林，直捣我的城堡。我的大脑告诉我这只是幻觉。但是我的大脑不是我最强壮的器官。我的另一个充满鲜血的器官正在血流不止。

2000年11月6日

迪亚戈难道不知道当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再打击她了吗？

我终于坚决地对他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浪漫的未来可言，我是非常严肃地看待我们之间的搭档关系的。结果，他同时又与另一位舞伴练舞，作为对我的惩罚。回想起来，我更希望他彻底抛弃我。但是他很聪明，我曾经说过。他知道迫使我与另一个女人竞争，可以给我带来更大的羞辱。

另一个女人名叫塞西莉亚。或者我才是另外的女人？不管谁是，我只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团狗屎。一个已经被多次践踏过的生命，现在又被狠狠地踩在了脚下。我本来可以忍受这一切，如果他不是一再强迫我听到这个名字。他不停地谈论着她，拿我跟她做比较，这实在让我无法忽视他对我“不忠”的事实。情况对我十分不利。

“塞西莉亚的步幅比你的长。”他说（长=好）。

“塞西莉亚的交叉步从来不会像你这样匆忙。”他说（匆忙=不好）。

“你要加强抗衡能力，像塞西莉亚那样。”他说（塞西莉亚=好）。

“塞西莉亚学得很快。”他说（我=不好）。

我不明白人们怎么会把探戈看做是“高尚的战争”。你若问我，我没看到它有任何高尚之处。

还有两周我们就要表演了。他的明枪暗箭愈来愈频繁，也愈来愈让人难以忍受。我尽力掩饰着他们对我的伤害。我温顺地对他微笑着，对于我的跳法中他不喜欢的地方，我都竭力改正。我咬住嘴唇，心里想着佛教的禅宗。我告诫自己不要把他的批评放在心上。毕竟这是他报复我的方式。我还得尽量体谅他的怯场。但是，我发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普格利埃斯的《蝴蝶》已经编排好了百分之九十，这时他却说不想再跳这支曲子，要换成迪·萨利的曲子。于是我们一切从头开始。跟着迪·萨利的曲子练习过三次之后，他决定再换一支。现在他选择了一支佩德罗·劳伦兹的曲子。对此我尽力耐心对待。不幸的是，我所拥有的美德中，并不包括耐心。

2000年11月17日

如果我再用力地咬，我的嘴唇就要流血了。你知道不让它流血有多难。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那场谈话”。我最怕进行“那场谈话”。依我的经验来看，“谈话”就等于“解雇”。所以，人们通常尽可能推迟“那场谈话”。等到你无法再推迟时，一切都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应该再推迟几天，直到表演结束以后。我知道现在不是破坏现状的时候。但是我总是不按我知道的做。

从“圣明之子”回来，我发表了“或者是她或者是我”的古老演说。（我会吸取教训吗？我不这样认为。）如我所料，他的回答是：“我无法做出决定。”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一个愉快的结局了。我只须让事情悬在那里，直到表演过后。那是我原来的计划。而这却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星期一，他过来与我练习。这次他比以往更难伺候，一有机会就挑我的毛病：“不要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行不行？”两分钟后：“我感觉不到你夹住了我。再用力些！”我要疯了。我终于疯了。“别担心，亲爱的。还有五天，你就再也不用和我一起练习了。”一开口我便知道一切无法挽回了。

他惊呆了。然后他非常平静地说：“这样的话，我不敢保证会去参加表演。”

多么称职啊，我想。“好，”我说，“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去还是不去？你如果不去，没关系。我会找到愿意与我一起去表演的人。”（听清楚了！）

“那么，我不去了！”他说。

狗屁!杂种！我要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中所有这样的词都

五分钟后，他走出了我的公寓，我没去拦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