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边境战争解决以前，斯大林于1939年8月23日与他的死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把中国和日本都弄得慌乱一团。在一月间继近卫公爵担任首相的平昭骐一郎为了就签订三国条约取得一致意见曾开了七十多次内阁会议未获结果，他被斯大林此举弄得狼狈不堪，惊愕不止，以致宣布：“因近来欧洲局势变化复杂，无法逆科，内阁为此提出辞职。”

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向全世界大吹大擂他们所签订的历史性的条约的内容—除了那个瓜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九天之后，9月1日，一百五十万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夹在两股巨大力量之间的波兰虽然不到几个星期就被肢解，但西线却仍然非常平静，以致一些新闻记者讽刺称这次冲突是“假的战争”。

随着对华战争进入194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秘密决定，除非在年内取得全面胜利，否则就逐步撤兵，只留下华北驻屯军以防共产主义。然而，六个星期后，希特勒5月10日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又一次改变了日本的方针。四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次日早晨七时三十分，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呼道，“我们打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宣布投降，并拒绝到英国避难。“我决定留下，”他说，“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一个月，法国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

日本军部首脑们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改变了关于对华战争的原来的想法，提出了一个口号：“勿误良机！”法国已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1]这可不单纯是偏执的想法。就在诺门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如果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谈判能产生满意的效果—这不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是朝着在远东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集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时间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两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慌了手脚，开始坐卧不安，乱了阵势，忽而反对英国，忽而反对苏联和外蒙古共和国。现在已可看到说明日本虚弱的迹象，而它的行径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日本已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反击。英美则在等候时机打击日本。我们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将受到中国百倍强大的反击。”）

原料，更待何时。6月22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那些曾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此时却建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保守派挫败了这一计划，但侥幸的幽灵和机会主义的病毒却一天一天在扩大。几个月前还甘心于对华战争失败的日本人，眼看希特勒在欧洲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也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7月底，近卫公爵在人们的劝说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职由两位刚露头角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他是一位精明能干、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由他当外相；另一位是军人，东条英机中将，由他出任陆军大臣。东条工作勤奋，头脑清醒，克己奉公，故有“剃刀”之称。他的思想不像近卫那样复杂，比较单纯，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困难任务，包括担任关东军内的宪兵队司令官，他在陆军中威望很高。他为官不贪，严于律己，要求并使部下绝对遵守纪律；他任用部属以能力和经验为标准。在“二?二六”事件中，东条与其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他从法治观念出发，认为“下克上”“绝对不可饶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赢得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尊敬。毫无疑问，这就是近卫会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外相松冈曾任南满铁路的总裁，又是东条在关东军内任职期间的亲密同事。他几乎与东条恰恰相反。他虽然也头脑清醒，但才华浮夸外露得多，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外号叫“五万言先生”和“讲话机器”。他自己却心平气和地否认他过于健谈。“说话嗦意味着出尔反尔。我从来不这样。所以，我说话一点也不嗦。”英国大使克雷吉评论道:

“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说话这么多却没有几句真话的人。”他认为松冈固执、坚决，头脑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