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考虑过买下第一次住过的那间旅店，我妈妈可以在当地教书。他们会去捞海带，会买下一个已成废墟的小农场村子，在那里，我和姐姐可以在清地运动中被赶走的佃农的鬼魂之间长大，多米尼克和我爸爸可以依靠大海谋生--通过拖网渔船、捕龙虾笼及潜水捞扇贝。有一天，多米尼克甚至说动了本地几个捞扇贝的人带他一起去。他潜到海湾的海底后，开始把冰冷的海水呛到肺里，他意识到不拼命蹬腿的话就会死掉，尽管别人跟他说过要弯着身子，他还是像潜艇发射的导弹一样冲上海湾水面。那种幻想便到此为止。每种方案都在吃吃喝喝中发展壮大，又随着时间和尝试而终止。

我的父母退而求其次，开始找一块他们可以在那里建房的土地，1基思·理查兹（KeithRichards），“滚石”乐队的吉他手和灵魂人物。

让我们偶尔可以去过个长的周末和假期。1972年底的一天，我爸爸和多米尼克在一次搜寻中（他们已经为此走遍了西海岸），有人领他们去看一块很偏僻的地，靠海湾，当地的农场主愿意出售，距离我父母第一次在路边躺下看蓝天并纳闷干吗不可以在此住下的地点有4英里。那位农场主说如果我父母想开一条半英里长的小道（穿过他的土地到达海湾那里），没问题，他说得用上炸药和重型机械。那里不通电，没有电话，唯一的淡水来源是一眼泉，从显然易见的建房地点下了小山才到。这个海湾由一圈上面长着石南、蕨丛和樱草的小山遮着，接近大海那边，有不高的悬崖和黑色的石头，长在石缝里的海石竹在风中簌簌发抖。这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是宽广、开阔，光线好。接着大海的地势很缓，放眼放去，便是9英里外的那几个岛屿。

我爸爸马上跟那位农场主谈妥了价钱。

1973年，我的父母从伦敦搬到爱丁堡，那里更安静，消费也低一点。在爱丁堡的土地登记局，我妈妈发现那个海湾的盖尔语名字为“德罗格伊翁港”，意为“山楂树港”或者“黑刺李港”。这块地产上的唯一一棵树，是棵顽强而勇敢的山楂树，不可思议地长在一块突出来的不大的岩石边上，那个角落，是这个海湾最受风的地方之一。

我爸爸买了座二手的房车式房屋，因为小路还没开，不得不请人把它从公路上拖了半英里拖过来，得穿过沼泽和小山。开辟小道之前那段日子，什么都得抗半英里路抗过来。我爸爸伏下身子往前倾，我穿着胶鞋爬到他背上，跨在他肩膀上，扶着他的前额以保持平衡。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炭沼泽和蕨丛中走时，我觉得好玩的是用手捂他的眼睛，扯他的鬓角，他就是我自己的圣克里斯托弗1。

我爸爸买了台压水井、几段管子和一个很大的塑料水箱。他在泉边挖了个坑，把水箱下沉式地安在那里，然后从泉水汩汩流出小山的地方引了根水管，灰色的水箱里盛满了冰冷、清澈而甜美的水。把压水井手1圣克里斯托弗为基督殉道者，曾把人们背过一条危险的河流，被尊为旅人的保护圣人。柄又抬又压地弄了很久后，水慢慢给吸上小山，流到扁平容器中。我们露天洗澡，光着身子，就像有太阳时一样。

我们度假时都会去阿德纳默亨，一次会长达8个星期，我们4个人（有时还有客人）住在那座拖车式房屋里。1974年5月，一个名叫安德鲁的人为我们在小山之间开了条小道，那年11月，几个人来盖了座挪威式木屋。等到1975年4月我们在那幢房屋里住第一晚时，德罗格伊翁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个家了。

那个深绿色骨灰瓮看上去是个廉价品，里面满满盛着我妈妈的骨灰，它在殡仪馆靠里的一个房间里放了几个月，直到我用一个纸板箱把它装着拿回家，我把它和纸箱一起塞进从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买来的一个黄色购物袋，放在我的沙发旁边，一直放到我和姐姐商量好一个时间，可以按照我们的妈妈的遗嘱去处理。

骨灰瓮差不多有两块砖那么重。

一天，我们坐上从伦敦开往爱丁堡的火车。骨灰瓮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侧放着，我希望盖子盖得够紧，不然我妈妈的骨灰就会洒到我们和别的乘客身上。

几年前，我爸爸从爱丁堡搬到乡下住，可是因为知道在阿德纳默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会“疯掉”，他跟他的伴侣搬去了附近的帕斯郡。他早就干够了摄影，现在是个雕塑家。我和简开了45分钟车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待了一夜。我们把那个纸箱留在汽车后备箱里。

第二天，我们开了5个钟头的车去了阿德纳默亨，沿着我父母1969年开过的同一条路。

我和我姐姐把车停在房子旁边，我径直向海边走去，走过草地，走39

到那个圆形海湾里遍地的岩石和大海前。这时已是早秋，大西洋吹来的风却依然和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