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曼：哈哈，那是吉列尔斯的谦虚。但要说到和卡拉扬合作的经历，确实有许多故事可以告诉你。那是1975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说赫伯特?冯?卡拉扬想邀请我去柏林和他所领导的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录制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唱片。我知道，这位杰出的指挥家是不大录制器乐协奏曲的，柴科夫斯基的这部协奏曲此前他只和里赫特以及阿里克斯?魏森伯格两人合作录制过。为了做好准备，我仔细地分析了这两张唱片，而且还特别注意倾听了卡拉扬指挥的乐队伴奏，我试图搞清卡拉扬是以什么样的风格处理这部协奏曲的。另外，我还认真地考虑将如何与卡拉扬来合作，因为我深信没有默契融洽的合作，就不会取得良好的创作成绩和效果。

问：那么我也想知道，在当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的年代，卡拉扬是怎么知道并了解您的？

贝尔曼：当时我刚刚录制了一张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这是一部对钢琴家来说非常难以演奏的作品。唱片发行后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西方评论界也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卡拉扬知道后便找来唱片聆听，他发现我的身上具有很多他感兴趣的东西，譬如音乐的呼吸、乐句的划分，宏大的音量，过人的技巧等，于是他便萌生请我来和他一起录制柴科夫斯基这部协奏曲的想法。

问：初次见到指挥帝王卡拉扬，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贝尔曼：早就耳闻他的大名，但一想到即将和他合作，又激动、又紧张。和卡拉扬的初次见面，是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排练厅，当时卡拉扬正在和乐队排练并录制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我们简单地打过招呼后，我就坐在一旁看他排练。我悉心地听着排练，很快发现他对乐队的要求非常严格，也总是力求最完美地表现出总谱上所有的细节。排练结束后，卡拉扬在去指挥休息室的路上长时间的和我谈论节奏的重要性，他反复说：“一切都靠节奏来维持，但这不应当是军队进行曲式的节奏。而应是和脉动及表演者的心跳相协调一致的那种活的节奏。遗憾的是，现在有时连某些大演奏家都不注意这点，而往往是受自己情绪的支配。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忘乎所以，就有使听众无动于衷的危险。”

问：是的，我知道卡拉扬一直在研究音乐与人生理心跳脉动之间的关系。

贝尔曼：当晚，我们在共进了晚餐之后，便很快地进入了工作的状态，开始讨论如何处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中的各种细节，并且我们两人很快就在思想上达成了共识，一致同意在音乐的处理上应当尽可能地避免那些老套路。

问：您能为我说的更详细些吗？

贝尔曼：比如在对协奏曲第二乐章具有“生活”圆舞曲性质的中段处理时，我们就决定这一段的演奏处理应当比一般人的演奏要表现得更为沉着些，这样能很好地保持其三拍子圆舞曲中的特有节奏。另外，在第三乐章的中段，现在所通用的修订版和原来的初稿版比较起来已有很大的删节，柴科夫斯基在此处曾明确地标注了一个比较沉着的速度（Moltosootenuto），作曲家似乎是想在此处多少能够以时间上补偿一下这个删节。于是卡拉扬便建议我在弹这一乐段时速度最好要比其基本的速度慢一倍，这样不仅应和了作曲家的要求，同时也保持了第三乐章整体速度的协调与统一。

问：具体合作时，卡拉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传说他很霸气，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是这样的吗？

贝尔曼：你说的其实都是外界对他的误解，其实卡拉扬是个非常温厚，甚至有些腼腆的人。卡拉扬非常同意我对协奏曲所提出的一些处理意见，而且在排练的过程中也很乐意接受我的要求，这使我感到欣慰、高兴并充满了信心。我们的排练很顺利，因为指挥家自己已经很仔细地训练过乐队了。我清楚地记得第二乐章开头时，他在弦乐组拨奏上所下的功夫，他做到了在依稀可闻的“PP”（弱奏）中最完美的合奏。有时，卡拉扬甚至还放慢速度“按照手势”教乐队练“难点”，每重复一次就加快一下速度。最后，再用原速演奏时全乐队便达到了理想的协调一致。当然，在排练时他也给我提出要求和意见，这不但不抵触，反而最大限度地加深了我的音乐诠释。我不是随便地用“最大限度”这几个字，在我看来，卡拉扬的一个卓越的优点便是力求做到一切完美无缺，这关系到力度、合奏和整体的艺术形象。卡拉扬的双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关怀的，召唤的，是严格要求的，是让人服从的，而在必要时，他又是服从于独奏者的心跳与脉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