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英国是既害怕又厌恶，因为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帝国最早侵犯了它的主权，同时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始作俑者。中国对英国曾经短暂关闭滇缅公路至今耿耿于怀，而英国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军事能力很不以为然。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爵士在率领英国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后报告说，中国政府无力解决它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它所采取的措施是不恰当和随意的，给它提供贷款亦无济于事，因为面对商品匮乏这个现实问题贷款无法有效利用。尼迈耶对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蒋介石“未能领悟局势”。英国颇有城府地接受了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帝国，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希望在战后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一个个据点接连失陷的情势危急的12月，英国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可能的话就守住缅甸，把它作为印度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一旦失去缅甸，那么它也并无其他想法，只是想在取得最后胜利后重新收复亚洲的帝国领土。

中国对保卫缅甸同样有兴趣，因为这可以保证从仰光运来的租借物资畅通无阻，更别说这还可以让中国掌握堆积在那里的成千吨物资了。重庆会议的主要意图便是争取囤积的租借物资以及控制基地设在缅甸的、刚刚到来的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队。中国名义上对这两者都具有所有权，但是穷急之中的英国认为，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这些东西。

韦维尔将军这位身材结实、缄默而有威严的独眼斗士明确表现了对立，他注定在担当指挥任务时要历经艰难。他跟史迪威生于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伊普雷（Ypres）失去了一只眼。这次他在中东先是取得胜利但接着遭受挫败，后来他跟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对调，到印度担任总司令。由于在阿卡迪亚会议上马歇尔坚持在各个战区均要统一指挥，因此他现在竟然令人生疑地要指挥从爪哇到缅甸的长达两千英里的防御前线。英军参谋们怀疑美国人是在耍花招，不想在注定要失败的地方担任指挥，因此抗议说“让英国指挥官为共同降临美军和英军头上的灾难负责是致命的”。丘吉尔愤怒地拒绝接受这种指责，同意让韦维尔担任东南亚的战区指挥官；在日军周密计划的打击下，他在这软弱和不堪一击的地方只能独立应付。

在整个战争期间，对指挥权之争跟作战计划所引起的关注几乎一样多。自从在十九世纪发明了总参谋这个职位后，对战争的书面安排便占据了重要地位，结果恺撒、成吉思汗或者拿破仑只能对此感到庆幸。专职参谋人员现在认为，战争已经不是大将们的领地，而是有关解答“指挥问题”的事情。由于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专心致力于取得各个战区指挥上的统一，结果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反而成了次要的了。

韦维尔跟蒋介石在重庆会晤，准备讨论——如果不是欢迎的话——中国部队参与保卫缅甸的问题。在珍珠港事件次日蒋介石曾经问英国武官丹尼斯（Dennys）将军，需要中国部队做些什么。丹尼斯显然对这种表示不以为然，建议中国派一个团，也许以后再派一个师。委员长回答说他在考虑派两个军，并根据联合战略总体计划情况最终将兵力增加到八万人。丹尼斯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也许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就在几周以前蒋介石还显然认为，这些部队连保卫昆明都是不够的。

当韦维尔抵达重庆的时候，缅甸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了。英国的防御突然显得虚弱不堪，这本质上是因为，这个帝国迄今为止只需要显示一下帝国的军威就可以让人俯首听命了。往往是这里或者那里派一艘炮舰，在江边由拿着步枪、穿着时髦的士兵练操时弄出一阵响声，穿猩红制服的士兵装模作样地走动一番，让留胡须的锡克人充当警察，这些已经足以让英国称霸亚洲而不会遇到什么挑战了。欧洲的紧急情况让英国的志得意满未免大打折扣，使得它对日军的蓄意袭击无法应付。然而中国不想看到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因为尽管中国不事张扬，但它并未放弃传统上宣称对缅甸所拥有的主权。一旦越过边界他们就可能留在那里，此外还可能跟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好感。韦维尔希望能得到英印军的支援，他自然希望“一个大英帝国的属国应当由帝国部队、而非外国部队来进行防御”。此外还有人告诉他，缅甸无法给大量涌入的中国部队提供食物和交通工具。因此他答应只接受一个中国师，条件是他们可以从中国得到补给。他的美国伙伴、属于空军的乔治·布雷特（George Brett）将军是派往中国考察可能用于重型轰炸机基地的；布雷特对此也表示同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部队的做法已经让他触目惊心。正如马格鲁德情绪紧张却又尽力轻描淡写地向华盛顿报告的，韦维尔的拒绝让委员长“颇为不快”；实际上蒋介石被激怒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不乏各种侮辱举动，现在又添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