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愿赌服输》之后的琼·狄迪恩已经走上了写作的正轨，先后出版了另外三部小说《公祷之书》（A Book of Common Prayer）、《民主》(Democracy)、《他最后想要的东西》(The Last Thing He Wanted)和《白色专辑》、《萨尔瓦多》(Salvador)、《迈阿密》(Miami)等几部杂文集。这些作品无可争议地奠定了她作为美国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除了创作小说和杂文之外，琼·狄迪恩还和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合作，编写了不少电影剧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毒海鸳鸯》（The Panic in Needle Park，1971）、《因为你爱过我》（Up Close & Personal， 1996）等。《毒海鸳鸯》获得了1971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因为你爱过我》则获得奥斯卡奖和金球奖提名，并获得了格莱美奖等三个奖项。

琼·狄迪恩小说中的女主角无一例外，都深为个人、家庭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所折磨，然而她本人的生活却是波澜不惊，幸福异常。她的家庭温馨而和谐，双亲得享天年，都是年过耄耋方始过世。她和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志趣相投，婚后琴瑟和鸣，携手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光阴，可谓白头偕老。她终身未育，但于1966年收养了女儿金塔娜；他们夫妻视金塔娜如己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除了婚后第一年经济上有点困难之外，琼·狄迪恩一家生活宽裕，过着四处悠游、不受管辖的逍遥日子。除此之外，她和邓恩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杂文家和电影编剧，在美国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正所谓“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人既免不了生老病死，自然也无法逃避痛苦和悲哀，而事到头来，昔日的欢愉往往会转变成今天的凄凉。正因为先前的生活太过幸福，琼·狄迪恩才会迟迟不能接受丈夫已然病故的事实，才会写出这本《充满奇想的一年》。

2003年12月下旬，琼·狄迪恩的女儿金塔娜感染上流感，到纽约一家医院看病。由于医院误诊，金塔娜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了，最终住进了该医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就在金塔娜住院的第五天，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在家里吃晚饭时心脏病发，经医院人员抢救无效身亡。琼·狄迪恩强忍丧夫的剧痛，内心失魂落魄的她表面一如常人，依然每天去医院探望金塔娜，给金塔娜安排转院手续，把邓恩的遗物送到教堂和慈善机构，等金塔娜出院之后举办邓恩的骨灰安葬仪式。然而在这种正常的外表之下，却掩埋着异常的精神活动。琼·狄迪恩的内心深处拒绝承认邓恩已然去世的事实，仍旧保留了邓恩的鞋子，以备他回来需要穿鞋时可以用得上。祸不单行的是，金塔娜在邓恩的葬礼之后打算去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疗养，讵料刚下飞机即在机场的租车处摔倒，造成严重的脑创伤。为了照顾金塔娜，琼·狄迪恩只好回到了她和约翰共同生活过24年的洛杉矶。旧地重游，物是人非，自难免触景伤情。在洛杉矶的五个星期里，琼·狄迪恩无时无刻不回想到先前的生活。金塔娜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院治疗了五个星期之后，搭乘医疗救援飞机回到纽约疗养。随着金塔娜的身体慢慢康复，狄迪恩也决意重新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在2004年10月间，也就是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去世10个月之后，她开始回顾这段往事，写下了这本《充满奇想的一年》。

《充满奇想的一年》以作者一年来的回忆为主，穿插着段段往事，细腻而准确地向读者展示了她在丈夫去世之后遭遇到的悲哀。这本书于2005年10月在美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被誉为悼亡文学的经典之作，更于当年11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平心而论，《充满奇想的一年》确实算得上经典之作，获此殊荣并非浪得虚名。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悼亡似乎是文学的禁区。在西方，正如琼·狄迪恩在书中指出的，“悲哀是最为常见的痛苦，但关于它的文献少得可怜”，悼亡的主题只在小说中偶尔被提到，或者作为诗歌的主题出现。在东方的中国，情况也差相仿佛。我们有潘岳的《悼亡诗》，有元稹的《遣悲怀》，有苏轼的《江城子》，有归有光的《思子亭记》，但除了少数诗歌和散文，除了大量歌功颂德的行状和涂脂抹粉的唁文，竟然找不到其他体裁的悼亡文学。悼亡之成为文学的禁区，内中自有其缘故。

悼亡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它不可避免地有特定的对象，悼亡引发的悲哀往往指向其对象本身，致使哀悼者容易把悼亡文章写成回忆录。而一旦文字所要表述的不是悼亡本身，而是悼亡的对象，那么这种文章就很难具备自我反省的视角，更遑论成为经典。原因在于，由于对悼亡对象的爱，悼亡的主体，也就是悼亡者，必定会在有意无意间遭遇一种认知缺陷：缩小乃至忽略悼亡对象的缺点，放大乃至聚焦悼亡对象的优点，从而陷进一种虚假的甜蜜想象中，使所写的文章成为近似于行状的回忆录，更失去了成为经典作品的先决条件：真诚（authenticity）。此一类例子国内国外均不少见，众多名人遗孀所写的书籍大抵如是。

但是在《充满奇想的一年》中，琼·狄迪恩关注的始终是悼亡引发的悲哀本身。她没有美化约翰·格里高利·邓恩，甚至对他的着墨不多，偶有提及，也没有将他客体化，而是秉承她一贯的写作理念，把自己眼中的他呈现出来。她哀悼哀，但她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悲哀之中，而是通过借助诗歌和精神病学、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将作为人类共同情感的悲哀描述得淋漓尽致：

原来在悲哀开始之前，我们没有人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我们预料到（我们知道）某些跟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会去世，但我们看不清紧随在这么一次想象中的死亡之后的几天或几个星期。我们甚至还错误地理解了那几天或几个星期的本质。我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死亡很突然，我们会觉得很震惊。我们并没想到这种震惊会扫荡一切，致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发生紊乱。我们可能会料到失去某个人会让我们萎靡不振、悲痛难忍，乃至愁闷欲狂。但我们决计料不到会真的发狂，决计料不到一个冷静的人会相信她的丈夫即将回来，需要给他保留一双鞋。在我们的想象中，悲哀将会接受“治疗”。生活终究会继续。最糟糕的日子终究会过去。我们以为最考验我们的时刻将会是葬礼。死者入土为安之后，这种假定的治疗将会开始。当预料到葬礼时，我们会怀疑自己能不能“挺过去”，能不能应付这种场合，能不能展示出那种人们说到正确对待死亡时总会提起的“坚强”。我们料到自己将会有逃避葬礼的想法：我能够答礼吗？我舍得离开墓地吗？我能够在那天穿上丧服吗？我们无从知道所有这些都跟悲哀无关。我们无从知道葬礼本身就是镇痛剂，就是某种麻醉药，服用了这种麻醉药的我们被别人的关怀、这种场合的肃穆和意义所包围。我们无从预料到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悲哀与我们想象中的悲哀之间的区别正在于此）无尽的孤寂、怅惘和意义的虚空，也无从预料到在冷酷的时光流逝中我们遇到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琼·狄迪恩没有到此就停止追问，她还进一步探讨了悼亡引发的悲哀的实质：自怜。哀悼的本质，正如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一首诗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自我哀悼：

 婚姻是记忆，婚姻是时间。我听说有个朋友的朋友在一次重温旧梦的尝试之后说：“她没听过那些歌。”婚姻不仅仅是时间：悖谬的是，它也是时间的否定。这四十年来，我一直通过约翰的眼睛观察自己。我没有变老。这一年，自二十九岁以来，我第一次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自己。这一年，自二十九岁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直以为自己依然风华正茂。我常常被金塔娜三岁那年的回忆擦伤，这一年，我意识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金塔娜三岁那年，我才三十四岁。我记得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两句诗：“玛格丽特，你在哀悼的/是金色树林的落叶吗”和“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你在哀悼的正是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