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几何时，光环开始褪色。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丧失了原先的发展势头，又找不到新的战略方向；政治上则陷入了密室操作、“太子党掌权”（麻生内阁成立之初，18名阁僚中就有12人是世袭议员）的怪圈，与民众的期待渐行渐远；外交上则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求改革。小泉当首相时留下一句名言：“日美关系好了，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自然会好。”看上去似乎“纲举目张”，实际上是为了单纯维持日美同盟，不愿因为出现中国崛起、亚洲联合的新趋势而作外交上的自我调整。

光环褪色，最终导致这次选举出现“变天”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有关日本政治内部的各种问题，留给本书第一章作细致的专业分析。在这个序言里，我们想从大背景上指出，主要是两大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导致自民党政治走入死胡同，迫使广大国民终于痛下决心把自民党赶下台。

第一是当内外环境要求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作大的自我调整时，自民党政权在近20年里，失去了主导和推动大规模自我调整、改革的能力和多次机会。

政治上，自民党的派系结构明显地越来越不适应于信息化条件下的大众型政治，难以反映和吸纳民众的要求。

经济上，迄今没有走出泡沫经济后的阴影，国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外交上也是这样。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主导国际格局和国与国的关系，但日本外交总有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一面。比如安倍内阁时提出“自由和繁荣之弧”的构想，以意识形态划线，想拉着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来与中国较劲，当时的外相就是麻生太郎，后来他任首相时又同样鼓吹过，可惜澳、印、美都不响应，想要绕过中国的“弧圈”最后没能画出来。而这种陈旧思维，首先损害的是日本外交自己，作茧自缚，失去了在外交上打开局面以振奋国内人心的机会。

另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日本人在精神上由过去的敢为风气之先，近20年来蜕变成了甘居世界中游的守成意识。

拿一百多年前与今天的中日两国相比，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两国国民在自我改革的心态、姿态和认识上彼此换了位。19世纪后半叶，日本认定产业文明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潮流，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仍持天朝心理固步自封为教训，决心全面引进欧美的政治、法律、教育、军事制度。改革由精英倡导，从贵族到平民都予以支持，全国以文明开化为时尚，甚至出现了要求废除日文讲法语、全民喝牛奶娶外国女人来改造体质等偏激主张（类似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质疑长城、“开除球籍”的言论）。但也正因为这种有广度深度又得到国民支持的改革持续了几十年，日本一跃而成为东亚第一个挤进列强行列的国家。相反，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精英摇旗呐喊，和者盖寡，推行的改革受到重重限制，效果递减，结果陷入沉沦。

但一百年后，中国在“文革”浩劫后惊醒，为落后于世界潮流而震惊，在邓小平的带领下，由浅入深，由外围入核心，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大多数国民也支持并投入了这一大潮。虽有“全民经商”等矫枉过正之处，但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民众参与程度上无愧为世界领先，因而结出了迅速重新崛起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