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讲，有人把本书中的13位学人称做“最后的国学大师”，并非言过其实。

二

读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大清皇帝和民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出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时代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纵观1840年至2006年166年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经历了四个阶段：救亡——强国——富民——和平崛起。

1840年至1945年的主题是“救亡”，期间经历多次由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

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军火烧圆明园。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精锐部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攻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

1937年，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全面爆发。

这段屈辱、悲惨的救亡史，直至1945年9月2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美军舰“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一刻起，才告结束。

至于如何救亡，国人起初遵循魏源①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理念，向西方学习。但其中的“技”几经变迁，从军事科技到维新变法，从改变政体到排满革命，从教育人才到文化启蒙。这多种救亡方法，呈递进纵深的轨迹向前摸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威严扫地，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开始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疆大吏们放下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对待英国使节马嘎尔尼①和阿美士德②的“大国”傲慢态度，发动洋务运动。不过，随着科学技术一同潜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使当时的精英阶层十分警惕，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于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早在1861年冯桂芬③所写的“采西学议”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着力打造军事力量的洋务运动历时35年，至1895年甲午战败结束。期间，本书所讲述的13位国学大师，除辜鸿铭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华侨，康有为在1887年偶游香港看到一些西方书籍外，其余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大概是因为军事是政府的事，与知识分子关系不大。

直至甲午战败，军事至上理念破产，知识分子才为民族忧患意识驱使，向西方寻求“器物”（坚船利炮均为有形的器物）之外的“技”，于是才有了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试图引入西方政体，打破了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动摇了“中学为体”的价值观。梁启超将康有为称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其“新”字大概就是针对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