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30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21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在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看来，“康梁”的变法并非不对，而是过于激进，没有争取到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其实，内忧外患之际，清朝政府也在进行着自我救亡。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第二天，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获准。

当时，以清朝体制为精神象征的学人，并不在少数。康有为自然算一个，他于1927年3月死于食物中毒，人们怀疑为慈禧所派刺客所为，因为自维新变法开始，他便以保光绪而去慈禧为己任。他死后，弟子们向溥仪求谥号“仁忠”而不得，是因为他劝说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因此也有人认为他被日本人毒害。

辜鸿铭（1857~1928）从西方浪漫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到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可贵之处，至死留着清朝的辫发。他的学问和观点虽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所轻，死时门庭冷落，但却得溥仪赐谥“唐公”。

没有功名却在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1877~1927）是13个人中唯一的自杀者，他的死实在是因为价值观无法寄托于未来的革命政府，而不得不以殉清而终，得溥仪赐谥“忠悫①”。

梁启超之死为西医误割右肾所致，但死前仍撰文为西方的科学精神辩护。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主张开明专制。1919年考察一战后的欧洲，思想回归东方文明。

与改良派相对应，维新思想所演化出来的另一条思想路径则是排满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都认为，不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便无救。

章太炎以高深的学问立身，以民族革命为己任，以革命家的精神行走于时事政局之中，七被缉捕，三入牢狱。曾两选墓地邻居，一为抗元志士刘伯温，一为抗清志士张沧水。临终留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蔡元培（1868~1940）在戊戌政变后，产生“教育救国”思想，以办学为名鼓吹革命，爱国学社实为暗杀团训练基地。

本书13人中，享受“国葬”待遇的，前有章太炎，后有蔡元培。盖因革命者的革命精神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而蔡的规格又后来居上，受到了国共两党的大规模追悼。可见蔡在革命之外另有教育之功，深得士人之心。

进入民国，袁世凯称帝，革命派的理想并没有随着清朝的覆灭得到实现，革命成功并没有带来“救亡”的成功。于是，“救亡”未完，“启蒙”又起。标志性事件就是新文化运动。

军事——法制——政体——教育——革命——文化，救亡的手段用到最后，就是“文化救亡”，所以我们不妨把新文化运动称做“文化救亡”。至此，国人灵魂中真正的冲突开始了。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中，中西方文化层面的正面冲突正式拉开序幕。激进派从西方、保守派从历史分头寻找民族精神的原动力，最终激进派占了上风。胡适（1891~1962）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全盘西化”，鲁迅（1881~1936）的“打倒吃人的礼教”、“改造国民性”成为了时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