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等西方价值观，成为了“救亡”成功的一大关键；但也正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化向“第三种形态”更新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赖以“救亡”的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负面结果。

也正因如此，后人往往忽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闯将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要“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进一步说，仔细读完书中所选的13位国学大师，你就能发现，他们到了晚年，无一例外地有向中国传统回归的迹象，只是程度、速度上有差别而已。这大概可以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历经“千年变局”而不灭的合理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清醒之人。梁漱溟就因为不满西化之风，“五四”时始读四书五经，并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钱穆当时就对这些放弃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人们提出疑问，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并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强国”替代“救亡”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洋务运动。当然，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有本质区别。清朝是国门大开，引进欧美技术，依靠外债；新中国面对封锁，只能引入苏联技术，自力更生。清朝政府最大的收获是北洋水师；而新中国则诞生了“两弹一星”，建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原子弹已经具备现代战争的“核威慑”能力，外族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复如从前。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却使昌盛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时机被错过。13人中死于这一时期的只有一人——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通过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和清末名妓柳如是这两个女人的研究，寄兴亡于“心史”；1969年10月因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去世，时年79岁。

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由“强国”转向“富民”。

近30年过去，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国逐步具备了建设强大而文明的国度的基础条件。但是，伴随着物质上的持续繁荣，西方文化也悄然浸染。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崇，其标志事件就是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①。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最后两位国学大师——钱穆和冯友兰——相继谢世。此前，顾颉刚与梁漱溟已于1980年、1988年去世。

在他们死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薄弱，加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实用主义的驱动，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在青少年中演变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极端个性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金钱为上”、“个人利益第一”。包括今天年轻的精英学者阶层，更多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有意无意忽视其《道德情操论》；强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倡导的人性本恶、追名逐利的内容，轻视他在《论李维》中对公民美德的重视，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以我为主”而不及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