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康有为仍不妥协，创办《不忍》杂志，以期唤起国人支持他的“虚君共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试图邀请康有为回国主持孔教会事宜，遭到了康有为拒绝。康回国后，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特别是接受“二十一条”口诛笔伐，同时主张武力倒袁。

倒袁战争结束后，康有为就撰写了《为国家筹安定者》一文，为清室复辟大造舆论，多次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后又积极支持张勋复辟，但其主张不为张勋所接受，自己只得了个并无实权的弼德院副院长之位，一怒之下辞职南归。溥仪在闹演了12天的复辟丑剧后，再次宣布退位，康有为终究未能保住他的“将帅”，声誉也一落千丈，最终对政治产生了倦意，开始寄情山水，漫游神州大地。

1922年1月，康有为游历杭州时，看了一出《光绪痛史》的戏。当看到台上光绪催促康有为出京逃命，康有为誓与圣上同生共死一幕时，台下的康有为泪流满面。回想起公车上书时的意气风发、戊戌变法时的挥斥方遒，而如今却只能寄情山水，为世人所不解，禁不住苦叹道：“人生百年悠忽而过，欲建功立业，何其难呀！”此时的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理想的幻灭，承认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使命将永远不能实现：“先帝遇害早亡，革命祸乱神州，大同之梦看来是遥不可及了。”

从表面上看，康有为似乎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保皇派，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康有为说：“春秋之义，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依据这一理论，他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实现民主共和，也就是从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他断言，太平世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即民主共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乱世，并不适合直接进入到太平世，必须以君主立宪作为过渡。由此可见，君主立宪只是康有为基于改造现实而提出的一种路径，他的最终理想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大同。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仅企图做小规模的重建工作的话，那么在《大同书》中，他则定下了极大的改革计划，其影响的深远，非同时代的任何人所能比拟。

但是，先知的命运往往是不被人所理解的。对此，李敖有这样一段话：

他写的《大同书》，20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19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21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

倘若康有为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视李敖为知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