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后来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迎来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逐渐，王国维对于哲学有了厌倦之情。

接下来填词成功使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乐趣，遂转向文学研究，是为学术方向的第二次转变。不过他很快意识到，“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因此愈加苦闷，在文学、哲学之间徘徊不定，不能决定专攻方向。

1909年，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经罗推荐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历任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在清朝的体制内谋到了一份职。这个阶段的他心态相对安定，开始转向戏曲研究，这可算做是第三次转向。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怡情弄性的生活。跟随罗振玉流亡日本京都之后，王国维的治学发生了第四次重大转变。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1899年在东文学社看到王国维写的一首诗而惊为异才，从此对他提携有加，从生活到学业对他进行资助。在避难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工作都是罗振玉介绍或提供的，这时王国维已经跟随罗振玉12年，一直敬罗为师长。罗振玉一直致力于振兴农业以强国，忙于办学、办报以及官场事务，蛰居日本期间，他对清室沦亡进行了反思，认为是西洋学说致使中国社会流弊滋多、天下大乱，国内学者疑古之风愈演愈烈，他担心不断质疑经书的反古逆流将断送中国三千年之教泽，所以，罗振玉决定研究经史，信古矫枉，而王国维应该是他最好的搭档。

这时的王国维怎么样呢？家国无望，漂泊异乡，前景渺茫。内心的苦闷是显然的。

罗振玉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精神导师的作用，他坚定地告诉王国维：“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慷慨陈词，如闻雷击，觉得自己从多年的茫昧中醒了过来。以前觉得济世无门，才灰心于西洋哲学、文学、戏曲研究。现在罗振玉指出了一条道路，让王国维看到了他一直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所在，立刻觉得以前所学所做都没有意义，于是将自己带到日本的百余册《静安文集》全部付之一炬。

人生价值观的确立，使王国维游移不定的学术方向随之定型。为了道统，他毅然抛弃哲学、文学、戏曲，坚定地转向经史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