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追溯到1926年的3月，当时协和医生检查后确定病原在右肾，于是动手术将右肾割除，但是割完之后尿血并未停止。术后不久，著名文人陈西滢抛出惊人之语，在《现代评论》（5月9日）上撰文质疑协和医生：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①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陈西滢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他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附和陈西滢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报副刊》（5月29日）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文章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能谓之为束手。”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却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人命为儿戏，协和己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化，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足见在导致梁启超死亡的诸多病因中，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为西医所误。至于梁启超是如何为西医所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从知晓，直到1994年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关于68年前协和医生那次致命失误的解释：

四十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好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九个月，也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认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33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