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自诞生起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也知道自己没办法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

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们，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法门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沾边儿的东西——因为小民们一旦具有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

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些原本老实怯懦的小老百姓，就会变成大义凛然的乱党，而这对于旧帝国，将意味着颠覆——就如冶铁牛耕推翻了宗周体制，公羊学说推翻了西汉帝国，火药和航海术推翻了中世纪的欧洲王权一样。

可是20世纪初的大清朝，被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于它自身利益其实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

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工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

当我们今天像洋鬼子一样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请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只知道子曰诗云，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还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

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顿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时代的思想，而新时代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得越猛烈。

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合理性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掏钱培养出来、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之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会党组织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