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滇军出成都东门移驻兵工厂，27日陆续开往简阳；川军主力也于同时由西门撤出，退往凤凰山。

刘、罗之战，到此乃告一段落。

此役双方兵力损失都不算大，但滇军在政治上却吃了大亏。

虽然罗、刘两人同是撤职，但这里面却颇有差异。

刘存厚就算没有师长头衔，带自己的部队也不在话下（事实上，他还有个蔡锷委任的川军第一军军长头衔呢）——所以他还有闲工夫和罗佩金开玩笑，很客气地表示要服从命令，请罗前督军赶快让接替他当师长的滇军将领刘云峰从火线那边过来赴任。

而罗佩金的四川督军就不同了，丢掉了这个头衔，云南人主川就名不正言不顺，就失去了对四川兵、财两大命脉的合法控制权。

说来罗督军吃到这个大亏，首先得埋怨他自己太大意。他的保密工作对刘存厚做得不怎么样，但对自己人却做得相当好——大战在即，滇军的高级军官竟然还有很多人毫不知情。

比如说奉调前往资中阻击川军增援部队的滇军主力，第二十七团金汉鼎部对即将到来的川滇大摊牌就相当的茫然。

金团长率部在3月下旬从泸州出发，4月2日到富顺，因友军二十八团第三营包围了当地税局要钱，金团长遂只得耽搁一天调解纠纷。4日到自流井，又因为旅长刘法坤要部队接受检阅，结果金团长又耽搁十六天，直到4月20日才从自流井出发……而此时，成都的大仗都快打完了。

等金团长再于四天后抵达简阳城南要地七星山的时候，本该由他以逸待劳地阻击的川军第三师部队，已经在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了。

除了自己的人马调动得稀里糊涂外，罗督军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那就是他错误地估计了贵州驴子戴戡的态度。

三、川黔之战

戴戡，贵州贵定人，秀才出身，后留日，在宏文学堂读师范，入进步党。与蔡锷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系贵州制宪派的核心人物。正是因为梁、蔡、戴之间有这么一层密切的关系，故而自辛亥以后，贵州局面受云南影响颇多。

戴戡在护国之役中先随蔡锷回到云南，后又进入贵州积极鼓动当时的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独立，并亲率黔军一部入川东助战，和罗佩金同为蔡锷的左右手。

蔡锷离川后，戴戡成为进步党在西南唯一的领袖人物，并因其恩师戴戡，字循若，贵州贵定人，早年留日入宏文学校，习师范。与蔡锷并为梁启超得意门生。梁启超的积极活动，得从唐继尧、罗佩金手里强分得一杯羹，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但此时云南唐继尧视四川为外府，故对戴戡分走了川省民政权格外不满。再加之四川督军罗佩金又是国民党员，护国之役后国民党与进步党因争功争位而矛盾日深，故双方虽系故人，却也免不了时有摩擦。

在罗、刘之战中，罗佩金原指望戴戡加以援手，但受够了滇方压迫的戴秀才却大耍滑头——事先极力怂恿罗动手，等到事态恶化后，他却又袖手作壁上观，坐观鹬蚌相争。而刘存厚敢于造反，也同样有他一份功劳：他不但私下答应支持刘，还许诺在撵走罗佩金后将军务会办一职让给刘存厚（罗去后，省长、督军两职自然非戴莫属，这对一心想搞地盘抓枪杆的进步党而言，意义极为重大。故北京的梁启超老师也在国会里煽风点火，明里暗里支持刘存厚。但驱罗成功后，戴戡却把会办许给了手下旅长熊其勋，刘存厚因此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