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就哭着告诉他们：“我想读大学。”父母请郑老二来劝说我。郑老二原来是我们家邻居，现在做帮助人偷渡到美国的生意，听说赚了不少钱。郑老二来到我家，问我“是不是想上大学、当作家”，我回答“是”。他问：“你知道咱们福建籍的大作家是谁吗？”我回答：“我知道，是冰心。”他就说：“冰心也在美国留过学，你到美国也可以读大学呀。”我看胳膊拧不过大腿，就默认了。

在出国前一周，郑老二把我带到福州市人民路上的“福州大洋出国培训班”。在那里，我见到二三十名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教师的名字叫迈克，是从美国去的，经常讲到美国的事情。在培训班的第一节课上，他问我们：“你们知道美国有多少州？”很多人回答：“五十个。”他拉高声调回答说：“错了。”我感到很诧异，我们的课本上是这样教的呀。接着，他告诉我们：“美国有五十二个州。这多出来的两个州是福州和温州。”学员们都笑了起来。老师说：“这说明美国的福州人和温州人很多，都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州了。”

我在培训班里学习了五天，主要是学习入境美国的注意事项和政治庇护制度，因为如果被美国边防人员抓住，我们要提出政治庇护申请。郑老二让我在家里等消息。我当时十八岁，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夜里常常做噩梦。几天后，郑老二来到我家，告诉我父母我后天晚上离开。我很害怕，郑老二看到我很紧张，就安慰我不要怕，走前随口说了一句：“随身带把剪刀，路上可能用得着。”我父亲一听，马上到镇上买了一把。我后来发现，这把剪刀的确很有用。

我们一行十几人乘坐长途夜班车从福州到深圳，然后出关到香港。我们用的是去新马泰旅游的签证。一名蛇头带着我们旅行。我们称蛇头为领队，领队是位中年妇女。我们跟着她在香港转机，到达新加坡，住进一个公寓里，发现附近几个公寓都住着像我们一样的偷渡者。他们有的到了一周，有的到了半个月，正在等待去欧洲国家的签证。

领队让我们耐心等待，因为签证手续尚未办好。我们几个女生就被安排住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摆满了上下铺，我被安排住在上铺。大家年龄差不多，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领队安排小工送来米面、蔬菜和肉食，我们自己做饭。我尽量不去和住在旁边公寓里的男生接触，我感到他们的目光总是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有一天夜里，我被一阵响声惊醒，听到我的床下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我往下一看，一个男的正趴在住在下铺的姐妹身上，手里似乎拿着一把刀，在黑暗中闪着亮光。开始时那个姐妹还把他往外推，后来就不动了。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姐妹的眼圈红红的，好像哭过。大约一个月后，领队发给我一本新护照。这本护照不是我原来的护照，而是一本中国台湾的护照。照片是我的照片，但是姓名却叫张慧英，生日比我大了四岁多。

我们十几人乘飞机前往巴黎，领队换成了一个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肚子有点大，看样子熟门熟道。临走前他告诉我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到巴黎做什么，就说我们到巴黎参加一个时装展览会。”我的职位是具有五年销售经验的商店销售经理。还好，巴黎机场海关并未检查我们。下了飞机，领队带我们乘上一辆大巴，车开两个多小时后停下。我们下来一看，这里好像是农村，因为周围有农田，还有狗叫。我和几个姐妹住在一栋破旧的楼房地下室内。

我们在那里等待转机，住了两个多月。其间，这个中年男人不让我们出门，我们整天都在地下室内待着。有一次，几个警察上门，要求查找一名走失的老人，中年男人赶忙出去招呼警察。警察过一段时间就走了。领队后来说，幸亏警察没有到地下室查看。我感到这个领队对我不怀好意，有事没事总是找我讲话，甚至伸手摸我的屁股。

有一天，他要我去他的房间，说是检查我的证件。我在包里寻找证件时，正好摸到那把剪刀，随手装在口袋里。我进到他的房间，他随手把门扣上，然后让我坐下。他咽着唾沫说，如果我陪他睡觉，他就尽早安排我来美国，说着就朝我扑过来。我又气又急，赶忙拿出剪刀来，对他说：“如果你过来，我就扎你几个窟窿！”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坐回椅子上，摆摆手让我出去了。回到地下室，几个姐妹在交头接耳，看到我后就不再说话。我坐到床边，把剪刀拿出来放进包里。她们互相看看，露出惊讶的神色。

第二天，领队召集我们开会，黑着脸对我们大吼，今后谁都不能随便出去。我后来听一个姐妹说，昨天夜里几名男生外出找妓女，完事以后，因为没有给够钱，妓女打电话报警，警察把没有逃走的两名男生抓走了。警察局一查，发现是非法移民，准备遣送回中国。警察原来准备到这里把这批偷渡者抓获，但是两名被捕者不知道住址，只好作罢。警察局的内线送出情报，领队才慌张起来。

我们四个女生和七个男生最后一批离开巴黎，飞往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这回的领队换成一个三十多岁的华人。此人总是色迷迷地看着我们，我和几个女生都很害怕和他靠近。到了里约热内卢，我们住在一所郊区的空房子里，一名当地的华人妇女给我们做饭。但是，一到夜间，我们总很担心，因为同行的几名男生对我们越来越放肆，甚至公开搂着我们亲嘴。我们就像老鼠一样，整天躲在黑暗里。这种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突然觉得身上压着重物，一个毛烘烘的东西贴着我的嘴唇，同时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着我的下体。我睁眼一看，原来一个男生正压在我的身上。我猛地大喊起来，连忙伸手到包里拿出剪刀。那个男生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跑出房间。姐妹们都起来了，一个个惊慌不已。因为天黑，我没有看清他的面目，但是我肯定他是我们的同路人。

我们在巴西停留的时间最长，将近三个月。领队解释说，现在去美国的签证很难拿到，只能另外想办法。有的男生等不及，就选择先飞到墨西哥，然后从美墨边境走路进入美国。但他们进入美境后，还要穿越大片沙漠，危险性很大。我很害怕，放弃了这条道路。走前，领队问他们，是否有人想携带毒品。领队说：“如果愿意带，偷渡费可以从中扣除。”我听说有两名男生愿意带。

我们住的院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偷渡美国的中转站。除了我们，还有一些先前来到的人住在这里等待偷渡美国的安排，其中有两个福州人甚至是第二次偷渡，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和这个小女孩很谈得来。她告诉我，她十二岁了，父母希望她早一点到达美国，于是让她随小姨偷渡。但是，她第一次偷渡失败了。当时，领队安排她和别人乘坐从里约热内卢飞到加拿大温哥华的飞机，这班飞机要在美国洛杉矶加油。领队教她，飞机加油时乘客可以走出飞机活动，“你赶快往人多的地方跑”。但是，一个小孩在机场奔跑立即引起警卫人员的注意，迅速将其抓获，知道她是偷渡客后，便又把她送回到原来的飞机。两周后，她仍然按照原来的路线偷渡，这一次她成功了。领队把她的故事作为经验介绍。这一次，她跟在一个三口之家的后面，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女儿。警卫没有想到她是一个偷渡客，甚至还对她微笑。

我也是按照小女孩的路线偷渡。在飞机上，按照福州培训班的出国指南，我要在厕所里把护照撕碎，放入马桶里，用水冲走。在这里，我的剪刀又一次发挥作用。到了洛杉矶机场，我们四人提着背包，随着人流向外快走。走到海关处，我们几人看到警察在旁边巡视，就走过去对他们说：“We apply for asylum（我们申请政治庇护）。”这名警察就把我们带进一个房间。

一位女警察负责对我问话。她先问我基本的情况，然后问我为何申请政治庇护。我按照出国培训班的指南回答。我讲我和男朋友做爱，未婚先孕，被中国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强行堕胎。我觉得中国没有人权，因此设法偷渡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此前，我对这个庇护的理由有些担心。我问那位教师：“我没有男友，如果他们检查我的身体怎么办呢？”他笑着回答：“美国是讲究人权的国家。如果你不同意，他就不敢检查。”

女官员又问我偷渡的路线。我讲我从香港直接飞到巴西，省去新加坡和巴黎的中转。接着，我和另外两个姐妹被关在洛杉矶移民局监狱女囚房间。我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有白人、黑人、棕色人和中国人，有的人都关了好几年了。囚犯中来自南美国家的最多，还有从东欧国家偷渡的人。我总觉得那些东欧女人不正经。她们一看见男的监狱官到来，就把上衣解开往上凑。被关押的中国人主要是福州人和温州人，让我又想起“美国有五十二个州”的说法来。

我们每天可以吃到三顿饭，总是吃汉堡包和热狗，我很不习惯这种饮食。每天，我们都可以走出房间到院子里放风。我感到监狱里的生活比我路途上的生活好多了。一个多月后，监狱官突然通知我，我当天可以出狱，因为有人担保我。我在一张纸上签字，领到一个小白卡。然后，我换好自己的衣服，跟着警官走出监狱。这名警官告诉我，外边有人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