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就如同钓鱼（在总部，我们把那些嫌犯叫做“鱼”）。我先架好钓竿，拖着钓钩，等“鱼”上钩后，想办法跟他们周旋一会儿，直到掌握足够的证据，再突然出现把他们抓获。“钓鱼”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我出其不意地造访该店，一名警察紧接着到达。我们与雇员当面对质，并把他带进店后面的休息室，花上个把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对雇员展开激烈的审讯。

我见过各式各样的小偷，从哥特族①到辍学的高中生，从优等生到雄鹰童子军②队员。我甚至还在俄亥俄州阿克隆市抓到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的长相酷似圣诞老人的老伴儿。

我对这些小偷毫不手软，但有时也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只是一时丧失了判断，或者违背了良心，没能抵挡住诱惑。多数时候，他们面临更严重的问题，要么吸毒成瘾，要么债台高筑。最麻烦的是那些不受良心和罪恶感约束的反社会者，他们认为自己拿的东西都是应得的。这些人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意，只是对我妨碍他们感到愤愤不平。事实上，他们通常会把自己的问题怪罪到我头上。他们对于现实的认知是扭曲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我不出现，一切就都很好。

在这行干了四年，我已经总结出一套非常高效的审讯体系。我不多说话，越少越好。我让被告讲述盗窃的细节，这些我都事先知道，并暗示被告我了解得更多。然后，我坐下来，默默地在本子上做笔录。让他们尽可能多说，并让他们有机会坦白一切，来争取公司和法庭的宽大处理。实际上，我这样做与仁慈无关，只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因为有时我并不能完全掌握他们盗窃的所有物品。可他们不知道我了解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不知道我不了解什么。有一次，我用这种方法让一个妇女坦白自己盗窃了价值近两万美元的赃物，而之前我都没有发现数额竟然如此巨大。

审讯结束后，警察会给嫌犯戴上手铐，并进行搜身。然后，我们在其他雇员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商店，进入一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车。我们把这段路称为“耻辱之行”。不出所料，我造访过的连锁店的内部盗窃事件都减少了许多。每年，仅凭这些追回的商品，我就能为公司节省超过一百万美元。正如我说过的，我有一份很特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