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假日不仅是互赠礼物的好时机，也是员工行窃最猖獗的时候。那天是星期四，离感恩节还有一周，我前往波士顿出了趟短差。那里的两名假期临时雇员，也是大学兄弟会的成员，从店里偷走了几把吉他，再让他们的“兄弟”拿吉他到店里退货换钱。用这种方法，他们一天就能赚到超过三千美元，他们会用这些钱举行一次“令人难忘”（这是他们的话，不是我的）的兄弟会新年联欢派对。我估计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因为他们一定不会忘记在监狱里度过的新年。我的下一站是费城。

我抓获的小偷名叫珍妮弗―名字里只有一个“n”。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子，盗窃了价值近六千美元的商品。

我跟一名警官、分店经理还有他的助理坐在休息室里。分店经理比我这些年来见过的多数经理都要年长。他把银色的长发扎成杰里·加西亚①那样的马尾辫，颇有伍德斯托克②时代的遗风。经理助理则年轻许多，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表情绷得像调紧的小提琴琴弦。他恶狠狠地盯着年轻女子。我能够想象，如果让他跟嫌疑人单独待在暗室里，他一定会用刺目的灯光照着她的脸，不耐烦地用警棍敲打桌子，逼她招供。

年轻女子不敢直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她只是低头坐在那里，吓得浑身发抖。

我当时难受得要死，发着高烧，打着寒战。刚才在卫生间里，肺都要被咳出来了。如果不是已经请警察介入，我恨不得跳过审讯环节，马上去看急诊。经过十分钟几乎单向式的审讯，年轻女子抬头望着我，小声问道：“我能单独跟您谈谈吗？”

这个要求既违反公司的规定，也不符合常理。独自和嫌疑人待在一起，会招致受贿、威胁以及其他指控，对我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我考虑再三，凭借自己不下两百次的审讯经验，我感觉这次有所不同，她的陈述里似乎隐瞒了某些内容。思索再三后，我对其他几个人点头示意。尽管他们对此感到不悦，不过还是离开了房间。门关上后，她抬头看着我，下颌颤抖着，哭红的双眼里满是泪水。

我拿出录音笔，打开开关：“我会录下你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我奉劝你不要试图行贿或者威胁我。”

她摇了摇头：“我并不是为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道。

“我偷了东西。”

“这点我们已经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