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刚一直为我开车，有时因为要急着回场子，他在新林至塔源之间的公路上开到了100公里/小时，这条路看起来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好，既无任何分道线又无等级标志，有时让你感觉不出在哪国，树枝的影子在秋夜里像几百年前一样逼近。

后来我知道，那条路是庄学义修的。那条路有60年代人力摔打出道影、继而由拖拉机轧出的基础，也有80年代，庄学义向省里争取来的经费做基础——它完全不在国家的路政规划之中，但是如此实用。

夏天，你会看到满山绿树，中国富饶美丽的大森林这时表露无遗，并且不再是表象，树被大团的映山红簇拥着，从根到梢，林坡的草甸子也开遍了野花，那时你还会看到一群真正的小孩子，爬树，下河。河里是白又大的鹅卵石，冷水鱼和它的影子从你手指间穿过。穿过河流，可以进林子里看到那些冬天遗留的夹子，有没有风干的野兽。孩子们在贮木场周围玩耍，他们将是这森林中的城市里的第五代人了吧。

20或30多年前，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孩子，写下小学课本里那篇:“……我的故乡在祖国富饶美丽的兴安岭……”——那孩子的口气听起来似乎既体会不到父辈的艰辛，也觉察不到前途的复杂。他的口气也因没有写森林中任何具体的事件而永恒。在那篇课文里有四季，但感觉不到森林里有历史在流逝。宇宙不在天空，它藏在森林里。

周涌泉场长不到40岁，算是林区的第三代人中年轻的，周的孩子也已16岁了，在外地上学，因为本地素质好一些的老师以及年轻老师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而周涌泉这辈人，在本地林区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这也得益于林区知青老师的影响。

更早时，知青不是以老师的身份，而是以工友的身份，一起劳动“促进了文化融合”——在这里，地志办的刘振中先生用了这个很学术的词——背后是这样的场面:他们来了之后，那些帐篷的窗户上出现了一些窗花，内部的空间也出现了很多细节和讲究，他们同时还促进了林区工地的卫生习惯，而江南的知青则学到全套的在北方森林里生存和劳动的本领，懂得了从粗粮中获得力气的秘密，最后什么都能自己动手实现——从房子到一个木头家具(最初他们只知道在帐篷里的树墩子上写信)，再到寻找森林里可以吃的一切，学会如何安全地取暖，习惯了睡在帐篷里用树干并排组成的大地上……

我在新林的技工学校里找到一位最终也没有返城的上海老知青张志义——整个新林只有两个知青没有回上海，另一个嫁在这里，成了劳模和榜样——我从张志义口中了解到上述情况，他毕业于上海黄埔区东昌中学，1970年代初期来林区，因为是一个孤儿，所以回上海意义不大，通过某种手续，他把返回的指标让给了他的儿子——儿子不再是孤儿了。张的妻子是东北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