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门房的老李师傅和我讲了一下午女人的事，大概是以为我来这里找媳妇——当年，林区工人住下来之后的几年里，有过一阵外地女人的移民潮——“到森林里来找对象，有的是平原来的农村妇女，有的是知青的姐姐或者妹妹……有很多在伊春有家的人都重新动了心，那时我们地位好……可是我没有动摇。”

“如果年底再来，我安排一个生产小组带你去森林里伐木，你带上我的儿子。”周似乎是在拜托我。在他和儿子之间，隔着生产小组、森林和我，算是代沟吗?或者，他为什么不干脆说:“你也带上我。”我的打扰不止一次地成为各地忙碌的人们的节日。

我和周最后把跑步的目的地定为一棵死了很久的老松树，我们看到我们喘出来的粗气，像火车头一样，那棵树夹杂在活着的树之中，但是很好辨认，因为它只剩下一根光光的主干在那里，但是仍然站着，那是死树，“我们叫站杆”——让人敬畏如神。

现在我至少能分辨活的树还是死的树了，死的树冷，生的树热，只要身临其境，看到它们，触摸它们就知道了。在你自己的森林里，“你熟悉生命的变化”——可美国人当年在陌生的越南丛林里，只有用“热成像”技术来分辨树之间热量的差别，找出伪装成树的越共军民。

只是1987年那场大火后，中国的专家们却没有兴致亲自去过火的森林走一走，只闭着眼说:那些树过了火之后，都死了，可以砍。

之后是“抢劫火烧木”的狂潮席卷了林区，当地有人以为，不是大火和早期的采伐，而是这次野蛮采伐才真正使大兴安岭的森林一下衰落了——“他们有了借口，树不分死活都砍掉……”——这些木材商来自各地，也把当时的加格达奇突然搞得像南方开放的商业口岸，现在则空留了许多当时的霓虹灯，色情的假相，如今这城市倒是恢复了森林城镇的干净，没了那么多陌生的南方商人，但城市里的森林比人少多了。

第二年春，幸存的火烧木发出绿芽。不知是自己的芽还是寄生出来的种子，从这些站着的土壤中发出——它们在大火和掠夺之后揭晓树木生死的谜底，这是森林的语言。

但专家始终没有回到大兴安岭来纠正谬论，也没有记者回来纠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