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哪步?”在连云港他的新家里，我继续没着没落地问了句——理论上的“彻底平反”还没结束，那“逆过程”应该是:宣告无罪、办身份证（恢复公民身份，停止多年不明不白的迁移、避祸、流浪）、赔偿并同时恢复党籍、恢复基本编制、恢复领导级别，甚至……恢复权力，但最后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剧情吗?

“赔偿。但因我的案子是在1995年《国家赔偿法》以前执行的，不能按其中的规定来办。”——粗略地再次清点那账目，你会发现，权宜之计的赔偿方案仅是补回1987年以来的基本工资——包括错误的徒刑被执行的1年、保外就医后又被“重复追捕”的6年以及此后毫无经济来源的黑户生涯的“误工费”，此外并没有看出堪称“赔偿”的内容。

“下一步呢?”

“下一步该给那7个干部平反。”——因在1987年结案之后为他鸣不平，这7个干部先后受到过不同形式的处分，有的丢失了政治前途，如果不平反，他们会是这宗冤案藏得更深的牺牲者——也算共患难的人，但很少见面，有的他不一定认识，因为当时是在更偏远地区的基层工作，但是也远远地用自己的人格替庄学义担保。

“七君子!”他这样抬高这些正直的人。

不过，1980年代后期涉及公职行为的“冤假错案”与文革时的还是有区别:后者造成的处境可能更残酷，但有种集体蒙难的感觉——同类俯拾即是，前者则可能完全孤独一人，“不足为外人道”，没有政策可以集体解决，只能“特事特办”，而那得靠运气，尽管量刑则会稍规范——当然也是以错误的定罪为前提。但庄说，他从没有因为孤独而想自杀，而且，先前有冤屈更大更苦的人如刘少奇。

关于“同类”，我听庄学义反复提到一个吉林省的老干部，他因被诬告贪污2000元公款而被剥夺了一切，女儿一直在为父亲的平反而奔走，始终不嫁，庄似乎也十分关心他们父女俩的命运。

他考虑到的人还包括自己的儿子。自老庄“黑下来”之后，兄弟俩总和爸爸一起，没有固定的住处，勉强念到高中就辍学了。若按林区干部子弟的正常发展轨迹，他们准能上大学，大兴安岭林区也会成为老庄一家真正的故乡——这两个孩子，后来却“不像城里人，也不像乡下人，也没有文凭……”老二目前在菜场摆个小摊，每天站到深夜，仍无力娶媳妇。

庄学义回忆逃亡:只要林区那边好人传来风声，说来抓——“有时一张电报写着:单位有事速归”——就要换地方住了，很少几个亲戚家、朋友家，最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军队大院，而藏得最偏远的地方，不是大森林的深处，是连云港真正发源的县城——灌云。老家啊。他仍在这已没什么牵连的祖籍所在地找到安全感。乡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