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结束时，平庸的成绩跟强烈的悲惨境遇，让我知道我是绝不可能在教会获授圣职的，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多半服膺权威，我也不例外，于是我离开协和神学院，往西来到加州柏克莱大学。往后，在60年代大半的时间，我都为社会学博士学位奋斗不懈，学着尽量不要那么容易受权威所左右。

当然，20世纪60年代的柏克莱是个混合着阴暗与光明的惊奇之地。然而与当今的迷思相反，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较少为阴暗所诱惑，而多是走向光明。当我们离开柏克莱，是带着一颗坚定的信心，一种为大我而努力的情怀，一股对社会改革的热情。

念研究所期间，我教了两年书，虽然我发现自己热爱教学而且还做得蛮好的，但我在柏克莱求学的经验让我相信，留在大学任教是一种逃避。取而代之的，我开始关心起“都市危机”（urban crisis）的议题。一位朋友老是问我，“为什么你要回归美国？”所以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离开柏克莱时，我同时也离开了学术圈。的确，我自以为出污泥而不染（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趾高气扬）、满腔热血，对学术界的堕落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手上还高举正义之剑，一副打算披荆斩棘的模样。接下来我就搬到华盛顿特区，不再担任教职，转而开始从事社区组织的工作。

我从那份工作中得到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后来成为我一本书的内容。关于志向我学到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跟他的内心是可能产生冲突拉锯的。道德感驱使我从事都市危机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么做又跟我心中渐生的、感觉教学才是我的志向相违背。我的心要我继续教书，不过理性价值和本我又告诉我，我应该拯救城市。我要怎么调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呢？

从事社区组织工作的收入一直不太稳定，两年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提供给我一份教职，而且它不要求我完全放下我的理想与高调。“你不用一整个星期都待在学校，”校长这么说，“我们希望你让学生投入社区活动。这是个终身职位，不用上太多课，完全没有出席系务会议的义务。尽管继续你的社区工作，只要把我们的学生也带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