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当不了学者的恐惧之中蕴藏一股能量，让我必须把自己丢到学术圈外，用另外一种教育使命来解放自我。不过，因为我无法察觉自己的恐惧，我就用价值判断和仁义道德伪装这份能量。这是很令人难堪的事实，却是确切不过的事实――一旦意识到这个事实，了解它在我的生活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我也就发现，自己已经不再为此发窘了。

最终，我好不容易放下身段，诚实无畏地正视自我及自己的缺点。这里距黑暗仅一步之遥，我一直千方百计要避免，但这个黑暗可以让我更仔细地看清自己，不再继续逃避。我很感激当初的选择，我那时要是坚持自欺欺人，继续唱高调，绝对成就不了今天的我，更不要说现在还能以爱服务学术界――那个当初因恐惧与憎恨而被我丢下的圈子。

如今我在体制外从事教育服务，而不直接待在学术单位里面。保持一点距离，我那些不健康的症状比较不会爆发，我的精力可以用来构筑希望，省得浪费在愤懑怨恨上。这么多年后，我才了解自己这个毛病，我很容易跟体制内运用权威的人起冲突，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常常让我气得不得了，到头来，我的时间都花在生气上，根本无法工作。

问题既是“在此”，也是“在彼”，这个想法一旦通了，要怎么解决也就明白了：我必须独立工作，待在体制以外，免得自己一激就怒，看什么都不顺眼。十年过去了，现在，那个毛病不再困扰我：不管碰到什么麻烦，我没别人可怪，只能怪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会心甘情愿，将所有的能力奉献到我受召唤的使命上！

我想，这边也有一条寻找真我的线索：我们必须撤回自己对他人与外在环境的所有负面投射，这些投射只是让我们得以掩饰自己的恐惧；我们必须实际去认知、去拥抱自己的缺点与限度。

一旦与恐惧达成了协议，我才能够回过头去，追溯出一条无意识下的轨迹。多年来我从柏克莱、乔治城之类的大型机关换到攀朵山之类的小地方，这种在社会实体意义的地图上比较没有地位，能见度比较低的地方。我移动的方式像只螃蟹似的，横着走，深怕自己会与“从体制生活核心往边陲移动”的事实迎面相撞。再这样继续走下去，只剩下完全脱离体制一途了。

我企图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说服自己小型单位比大型机构有道义，这个想法当然是错的――不只是对体制机构的偏见，也是对我个人转变的迷思！事实上，我是受灵魂所鼓舞，“真我”比本我更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必须逆着机制而行，必须脱离单位的限制，才能做好我要做的事。

这不是在指控体制机关，这是我对自己限度的陈述。我有很多值得敬重的朋友，他们没有我这种限制，他们的禀赋允许他们在体制内好好工作，透过这些机关，他们可以实践对世界的服务。不过他们的禀赋是他们的禀赋，终究不是我的，经过种种“狂飙运动”“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十八世纪中后期发生于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思潮多有挑战。――译注我才终于了解这一点――而且，这也不是我对自己的指控。这一切只是真实地说明我是谁，我如何与世界恰当接连，也是引领我朝向真实志向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