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即使是玛米?艾森豪威尔或者一个税收人员也不可能得到我在科滕夫妇家那个台地上得到的尊敬。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方设法让我能高兴起来，都向我表示，他们根本不会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们千篇一律地一再问我，是不是要就上流社会的这一活动写一篇“专栏文章”。当我回答说不的时候，他们都像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们又问我要写什么，他们一定要知道，我是说好莱坞的好话还是要说它的坏话，首先是，要说他们的好话还是坏话。我一再让他们放心，但他们就是不放心，我在树木之间寻找正在接吻的背叛伴侣的人，或者一个喝醉后漂在游泳池内的女明星，却一无所获，所有这些都使我愤怒，使我痛心。绝对庄严的气氛笼罩着这次活动，在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外国女人”突然到来之后，这次活动突然变成了一次纯洁的活动，像修道院的一次午茶。总之，唯一一个喝酒的人，唯一一个开玩笑的人，就是我。可是，这也不足以赶走他们的恐惧，他们认定，这是撩拨他们的一种狡猾阴谋。

最后，到了午餐时刻，午餐在另外一个台地举行。被挑选来的客人在一张餐台前排起长队，餐台上摆着芦笋、黄油炒米饭和火鸡肉，人们取好饭后静静地坐到大遮阳伞下的小桌边吃起来。那是夏季的一天，阳光强烈，大海的汹涌涛声传到这里，乐队不再演奏爱国乐曲，反复演奏一些舞曲，科滕别墅的绿树花草使这里显出轻松的气氛。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很不高兴，似乎落入了梦魇之中。

“不必担心，现在他们会苏醒过来。”奥森?威尔斯这样对我说。但是，他大错特错了。黑人侍者端着盘子在各个小桌前穿梭，盘子上放着法国葡萄酒，客人们口径一致地说不喝，他们反复高声宣布，他们喝水或者加糖的茶。一直说要喝葡萄酒的只有我、帕奥拉和奥森?威尔斯。帕奥拉很烦，老打哈欠，反复说，只有葡萄酒能让她感到一点儿欣慰，还说很快就会使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意大利。奥森在讲述斗牛是多么开心的活动，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述说。现在，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笑。谈话无精打采，科滕狠狠地盯着我，默默地把罪过归到我身上。

我开始感到羞愧：这次刺探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好奇变成了背信弃义，这我知道。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喊叫，我想笑，我想从木乃伊们的这个天堂逃跑，在这里，这些木乃伊们连喝点儿法国葡萄酒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们怀疑，我会将此记到我的可怕的笔记本上。

我对奥森?威尔斯说：“是这样，我请求邀请我来，可这里不舒服。我让这些人担惊受怕，这样确实不好。而且，现在一切都变得那么可笑。我要走。”我编了一个借口，站了起来。

“我也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奥森?威尔斯说。

“太好了。”帕奥拉?莫里说着也抓起她的手提包。约瑟夫?科滕看着我，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又显出愤怒的样子，因为我把他的客人给带走了。他极力要挽留这位客人，但并不挽留我。他向我伸出手，伸手的速度是那么快，像是在发出警报。很快，所有的客人都站起来对我说，他们也得走了，因为他们晚上很早上床睡觉，为了工作第二天一早就要起床。（很多人好多年以来就早已不工作了。）接着他们又问我，我是不是喜欢今天的聚会，是不是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写文章，文章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怪事，说好莱坞的人们都是好人，就像我经过亲身体验后确认的那样，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丑闻，他们喝的饮料很少很少。他们很像一群孩子，担心因实际并不存在的过错而受到责备，所以极力祈求怜悯。这样一来，尽管我知道我毁了他们十分在意的一次聚会，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罪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仅仅一名记者的出现不会把他们吓成这样。要避开局外人，他们的这一需要一点也不反常。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要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