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回想一下艾迪。假使她通过什么方式说服了老板，克服了暗藏在公司弹性工作安排背后的规则和惯例。那么她的生活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她发觉自己更在意时间，更在意需要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工作。如今，她没有享受到自由和灵活，而是来自工作另一层面的苦恼。从团队和经理那里她听到的是：

“我们不打算让你参与这个项目的决策。它太关键了。因为你并不是每天都在这儿，所以我们不敢冒险。”

“你不是天天都来上班，这样可不好。有时候，我们感觉在更努力地工作，来弥补你不来上班的损失。”

“如果哪个星期五路过你的办公室时，能够有机会问你一两个问题就好了。”

站在艾迪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能够指出她到底失败在哪里。她仍然在干自己的工作，交付她的工作成果。手机和电子邮件使她没有错过一次和别人的联系。但是，对她来说仍然没有安宁之日。没有人相信她会在星期五工作，即使她在星期五工作，她也有一种没有去办公室上班的担忧与负罪的复杂感觉。她知道人们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更糟的是，她在公司内部引起了不少的抱怨。尽管这些抱怨是基于对她的嫉妒，而不是真正对她或她所做工作的不满意。艾迪发现她满脑子都在想着人们在谈话中如何议论她，她该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她格外努力地工作来提出一些点子和富有洞察力的想法，这样在别人挖苦说“噢，你今天来上班了！”的时候她真正有话可说。但这样做对艾迪来说最糟的是，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尽管这一切不幸都是由于对时间的态度和工作该如何来做的信条，然而艾迪却把它误认为是工作表现的问题。这使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简而言之，她被淹在了唾沫星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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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AlternativeWorkProgram）实施了不到一半，各种问题浮出水面的时候，艾迪遭遇过的这种批评就随处可见。尽管“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还不是真正的“只问结果的工作环境”，但它给员工自己选择日程表的力量却与以前大不一样。320名参与试验的员工说他们的压力减小了，敬业精神提高了，生产率也上去了。总的来说，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快乐。

或者说，至少在和公司没有参与“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的员工交流时他们有这种感觉。当参与该试行方案的员工聚在一起时，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他们已经适应了新的工作方式。他们的经理非常支持他们。但是，一旦离开了“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他们的美好感觉便荡然无存，因为另外一种文化不仅不支持他们的做法，甚至还会试图搞破坏。

“如果经常不来这里，你怎么能妄想去支持零售方案呢？”

“噢，你参与了弹性工作时间制。那你完成什么任务了吗？”

“‘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听起来不错，但如果你不来这里上班，你永远别想得到提拔。”

就如全国的弹性时间工时制度一样，“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成了一台巨大的制造各种舆论的机器。但这一次的差异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如果给人们时间上更多支配权的理念行之有效，那么它会在整个公司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