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会议6月12日的召开日之所以命运攸关，是因为15日是盟国间债务的季度清偿的到期日。欧洲人很可能希望在谈判中可以将债务的偿付暂停下来。

李滋—罗斯被要求在5月上旬留在华盛顿，为这次伦敦会议做准备。美国的团队担心，他和其他欧洲人有可能会通过哭穷而在与美国人的打交道中占上风。莫利针对华盛顿的会谈写道：“在与英国人谈判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利用其在贸易方式上的久经世故，它已经将其力量扩张到了整个的世界。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几乎完全在于其经济力量，而肯定不在于它所形成的在贸易事务中代表政府的才能。我们的王牌是这些债务以及根据托马斯修正案的条款所允许的行动的自由。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国会已经对如何就债务问题达成妥协做出了最终的表态。罗斯福之所以对稳定货币显得犹豫，这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经济复苏的利益考虑。”莫利：《首次新政》，第402页。

在要求就“小兔子”方案做出表态时，这位英国的外交家解释说：“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使得6月份的偿付极为不可能。从经济上来说，偿付会给英国造成巨大的困难。从政治上来说，如果不顾强烈的民意，即英国不能也不应该被要求足额偿付，这对英国政府是很危险的。但是英国人不愿意违约。这个词本身就与他们的道德感格格不入。它与金融道德规范体系的原则本身是背道而驰的，而英国人正是因为遵守了这个金融道德规范的体系才变得伟大起来的。难道罗斯福总统不能以比如说不偿付债务会中断为最终解决债务问题而进行的谈判、或者可能以这会危及伦敦经济会议为由，而说服国会同意暂时停止6月15日的偿付吗？”

卢·道格拉斯（Lew Douglas）和莫利断然说不。英国的民意可能会倾向于取消债务，但“这个国家与英国一样也存在着民意。美国的民意不允许总统采取这样的做法。国会除了强烈要求清偿债务外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李滋—罗斯不舍不弃，他提出，为了避免谈判彻底破裂，英国是否可以不进行支付，但称其为“暂停支付”而不是违约。莫利写道：“我们认为不行”，他又加上一句，说：“所有这一切赫尔国务卿都一无所知——这是罗斯福明确指示我们这么做的。”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10页。

在罗斯福（莫利也是如此）看来，问题在于赫尔意识到了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如果在6月15日的债务清偿这件事上不能达成令英国人乐于接受的结果，这件事情上的失败会威胁到伦敦经济会议本身。”赫尔想让罗斯福“‘拯救’英国和这次会议。”但对于罗斯福而言，拯救美国就意味着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债务国失望。虽然他完全赞成削减美国国内的债务，但他并不赞同减轻外国对美国的债务负担。

所以摊牌看来不可避免。麦克唐纳总理写了一封信，支持李滋—罗斯所采取的立场，即英国根本无力支付6月15日到期的那笔债务。是不是有可能以较好的公共关系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让它整个地看上去都完全的自然，由美国人表现出对继续保持国际主义精神（如果不是真的复活这种精神的话）的理解？“违约会造成这两国之间对彼此的敌意：大街上的美国人会指责英国人违约，而大街上的英国人会指责美国强迫英国进入了违约的境地。难道不能向国会提出请求，由各强国在就最终解决债务问题的谈判的基础上来处理债务问题吗？”前引书，第210页以下。

很明显，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仍对这样一种结果抱有希望，如果在洛桑会议之后建立起来且得到胡佛团队支持的债务委员会还在的话，这个结果看起来是有可能会取得的，即最好的可能是取消债务，可能要以对美国出口商做出某些贸易上的让步作为交换，而最差的可能则是针对盟国的某种杨格计划。但这正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自11月份以来所一直拒不接受的。罗斯福5月22日给麦克唐纳回了一封信，称他“决心不让任何方面的债务问题与伦敦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搅到一起去”。他问英国是否能“部分支付它所欠的债务”。这一周的后半周，他决定不将关税互惠条约的议案提交国会讨论，而赫尔和国际主义者们曾对此议案志在必得。前引书，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