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场大了，四兄弟喜忧参半。喜的是艰苦创业有了回报，忧的是人手不够。养殖厂亟需扩大规模，单雇工政策还很紧，不能超过8人。“傻子瓜子”年广久就曾因为雇工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难题，刘家四兄弟不想趟这个浑水。但企业要扩大规模，他们也只有在中央三原则，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中摸着石头过河。四兄弟揣摩着政策，打着擦边球往前走。刘永好这样说，“到底是包括我们4个内的8个，还是除了我们4个再加8个，结果说法是含糊的，没有人给我们说得清楚，我想可能除了我们4个，另外再找8个人吧，所以说我们打了个擦边球，我们就请了8个人，加上我们4个就是12个人，就这样一步步做过来的。”

1982年，邓小平为年广久解决了难题，但并没有就雇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雇工问题“可以放两年再看”。两年到了，邓小平还是说，“再看看。”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厂，就在“再看看”中不断发展壮大。

1988年，有了“私营经济”的提法，同时国务院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终于得到正式承认。此时的刘家兄弟养殖厂年产鹌鹑达到了15万只，远销海外。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了刘氏兄弟的企业之后，欣然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所以，刘家四兄弟的育新良种厂更名为四川新津希望饲料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的鹌鹑养殖业基地般地遍地开花。

刘家四兄弟振兴地方经济的“善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难题：县里养鹌鹑的农户越来越多，市场趋向饱和，鹌鹑蛋的利润越来越薄。于是，四兄弟决定转型。1988年，他们转型到饲料生产，并于1989年成功研制出希望牌1号猪饲料，并以质量好、价格低的优势跃居四川省第一大饲料。然而，好景不长，转向的大气候又让四兄弟惴惴不安。1989年，私营经济到底姓“社”姓“资”的讨论又开始升温，全国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私营经济发展几乎完全停滞。很多好心人劝四兄弟把企业交给政府，当地政府给他们出了个缓兵之计，他们回去悄悄地继续做。

刘家四兄弟“悄悄”做了两年，迎来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四兄弟异常振奋，他们的第二次创业高潮到来，成立希望集团。10年磨一剑，在四兄弟的经营下，希望集团蒸蒸日上，不断扩张。扩张中，四兄弟因经营思路不同而出现分歧。所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分家：除了集团在新津县的饲料基地作为大家共同的业务和资产保持不变之外，其余的资产则被平均分成四份，老大刘永言进军高科技产业；老三陈育新维持原有市场和基地的运营；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则共同拓展国内其他市场。

分家后的希望集团发展势头更足：希望集团在各地建立了12家独资、合资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产值高达15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地，希望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饲料王。 但是，四兄弟还觉得分家分得不够彻底。1996年，他们开始了第二次分家。1997年11月4号，《中国证券报》有这样一个公告，“根据希望集团董事会决议，希望下设大陆、东方、华西、南方4个二级实业公司，分别由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负责。”

正如陈育新所言，这次分家是在明晰产权，扫清发展障碍，“实际上分家就是把家族企业的原来的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组织架构理顺了，以后发展就没有障碍了。”自此，老大刘永言负责中央空调市场，老三陈育新负责新津县生产基地的同时并涉足房地产领域试水，老二刘永行、老四刘永好则分别负责东北和西南市场。

分家后的希望集团，朝着更为顺畅的方向发展，从“富豪榜”可见一斑：2001年，刘氏兄弟再次成为《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第一名，拥有的财富已经变成83亿元；2005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刘永行以亿美元排在第5位，刘永好以美元排在第6位。

“农业上就要讲气候，又要大气候，又有小气候，我们企业发展的环境来看，大气候是我们国家，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大气候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小气候，小气候就地方政府营造的这小气候，如果小气候不好，也寸步难行。”陈育新的这段话或许能解开我们疑惑――刘家四兄弟到底靠什么致富。

“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

――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