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哲讲座”所讨论的课题是“文明的演进”，毫无疑问，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疾病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或许，任何两种现象之间的差别，最大的莫过于疾病和文明之间的差别，前者是一个物质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创造。可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明显。

正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疾病是一个生物过程。人体组织以正常的生理反应对正常刺激作出回应。它对千变万化的环境有着高度的适应性。我们能健健康康地生活在海平面上和高空中，生活在热带的核心地区和北极的刺骨严寒中，静如处子，动若脱兔，无所不适。我们的生物体可以调整它的呼吸、循环、代谢及其他机能，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 直至某些极限。当刺激的数量或质量超出了生物体的适应能力时，生物体的反应也就不再是正常的，而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它们是疾病、受损器官功能或防御机能（它总是极力战胜损害）的征兆。疾病只不过是生物体（或它的某些部分）对异常刺激所作出的异常反应的总和。

然而，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你的整个一生都有影响。既然人是文明的创造者，那么，疾病通过影响人的生活和行为，从而也影响着他的创造。

此外，疾病有时候不仅仅袭击单独的个人，而且还袭击整个群体；或是流行病的为害一时，或是地方病的长期肆虐，此时，一种疾病牢牢控制了一个群体或地区。这些群体的文化生活就不能不反应这种疾病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很多实例中所展示的那样。

对早期历史和史前时期的人和动物遗骸所作的研究显示，疾病不仅遍及整个文明史，而且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普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假设：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对化石骨骼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疾病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相同的基本形态，出现在所有时期。换句话说，为了有效地回应反常的刺激，动物有机体只配备了数量有限的机能 比如炎症、肿瘤，等等。

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法律试图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得不把病人考虑在内。如果不处理疾病和痛苦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宗教和哲学就不可能解释世界，文学和艺术也不可能充分地再现世界。而且，人类一直在努力通过科学来掌控大自然，而征服疾病始终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的、完全不同的方面。病源始终牵涉到两个因素：人及其所处的环境。每个个体都是两个生殖细胞结合的产物，他从这两个细胞中获得了两套染色体，每套染色体都含有基因，或称遗传因素。一个人必须用来面对世界的物质材料，在怀孕的那一刻就被一劳永逸地赋予给了他，这一物质的一半，他将会传递给他的每一个孩子。因此，遗传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个体的身体外貌，他的寿命、智力，甚至还有他的性格和天资；它还对他在这一生中容易患上什么疾病大有影响。

然而，遗传并不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远非如此。人的资质对他来说是给定的，但他可以健康地或有害地使用它，可以改善或损害它。他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他的身体外貌；比方说，按照遗传，他可能有成为胖子的倾向，但他可以通过节食和运动使体重下降。他可以发展他所拥有的智力和天资，但他也可能浪费它们。他可以通过明智的生活方式来延长生命的长度，但他也可能通过滥用来缩短寿命。他可以克服其性格中的某些特征，比方说，学会控制他天生的暴躁脾气。因此我们看到，疾病的倾向不仅有先天遗传来的，而且还有后天获得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