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到，父母一般健康的每一次退化都很有可能被传递给他们的子女，那么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就我自己而言，我毫不怀疑，美国人民苍白憔悴的、不健康的外貌，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归因于那些对我国的快速增长和空前繁荣做出过贡献的原因。

工业革命最初非常有害地影响了人民的健康。新的产业为大量非技术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创造了就业机会。欧洲的人口剧增，大量移民开始涌入美国城市的郊区。他们长期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工作。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没有卫生设施，生活水平最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让这些对社会有用的群体容易陷入更为严重的贫困，更加依靠救济生存。

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被搅动了。人们觉得：一个生病的工人阶级，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一种威胁。利兹市一位名叫C．特纳?萨克拉的医生在1831年出版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书，题为《主要的手艺、生意和职业以及城市状况和生活习惯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TheEffectsofthePrincipalArts，Trades，andProfessions，andofCivicStatesandHabitsofLiving，onHealthandLongevity）。1821年，在利兹这座工业城市，每55个城市居民有1个人死亡，而在邻近的乡村地区，每74个居民有1个人死亡。“在利兹市的市区，每年至少有450人死于工厂、密集的人口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生活习惯的有害影响。”接下来，萨克拉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每一天，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有时是两个）受害者，成为人为社会状况的牺牲品，命运之神原本会放他们一马。年复一年，利兹市区450人的毁灭，在任何仁慈心肠的人看来，都不可能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几乎所有幸存者的健康损害、慢性病和早衰（精神的和肉体的），更不可能被轻视。调查研究所得出的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并不仅仅限于利兹。且不说伦敦及其他港口城市，我们可以证明，谢菲尔德、曼彻斯特、伯明翰，事实上是我们所有的制造业城镇，都显示出了同样的、甚或是更严重的死亡率过高，而且，过高的死亡率还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而增长。如果我们假设英国每年有50，000人死于工业制造、城市状况以及与之有关的不加节制的有害影响，那么，我确信这个估算远远低于实际数字。面对这样一种过高的死亡率，这样一种对生命的浪费，我们能无动于衷么？毫无疑问，无论是站在人道的立场，还是从科学的角度，都需要对我们的城市状况和职业环境进行一次详细的考察。

萨克拉写他这本勇敢的书，是为了“激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他清楚地知道，上层社会不愿意让人们讨论这个问题，但他确信，情况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

大多数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往往都会承认，我们的工作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害于健康，但他们相信，或者宣称他们相信，有害的因素不可能被消除，并极力主张，对这些有害因素进行调查只能产生痛苦和不满。从事实和观察材料出发，我的答复是，在我们的很多职业中，有害因素可以被直接消除，或者被减少。有害因素被允许存在，即使是在那些纠正手段已经被人所知并且容易应用的地方。自私和冷漠是成功的唯一障碍。但即使是在那些没有适当的补救手段可用的地方，经过观察和讨论，通常也会找到这样的手段。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头脑只要能诚实而坚定地被应用于此类问题，就一定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埃德温·查德维克在1842年出版的那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报告》（ReportontheSanitary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ofGreatBritain），证实了萨克拉的发现。自1831年之后多次横扫欧洲的亚洲霍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因为它对劳动人口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以此威胁到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