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100年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多数拿钱给人干活的人是独立的生产者；现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劳动市场谋取生计的工薪劳动者。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安全，是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因素，也是非常深刻地影响他们健康的一个因素。他们承担了工作的职责，也完全可以视工作为一项权利。在最好卫生条件下的稳定职业，工作、休息和娱乐之间的恰当平衡，以及让人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工资水平 这些都是公共健康的基本因素，也是重要因素。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疾病的发生率都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其中有些因素已经在上一章中提及。很低的生活水平，缺乏食物、衣服和燃料，恶劣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贫穷的症状，始终是疾病的主要原因。

卫生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至少在西方世界是这样，但这种改善并没有一视同仁地让不同的人群从中受益。在很多情况下，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种疾病，比方说肺结核或疟疾吧，不加区分地攻击所有群体。随着文明的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医学也进步了。高收入群体首先得益于这些进步，而让疾病在低收入群体中继续肆虐。有几个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经济决定疾病的理论。

肺结核病死率的降低是惊人的。在马萨诸塞州，1857年的肺结核年病死率是每10万人450人左右。这个数字稳步下降，1938年降到了35.6。在整个美国，这个数字1900年是190.5，1938年是48.9。然而，这些数字都是平均数。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在不同社会的群体中存在着重大差异。几代人之前，这种疾病发生在所有阶层中。现如今，它主要跟低收入群体、尤其是跟非技术工人及其家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黑人承载肺结核的负担比白人要沉重得多的原因。

有人研究过法国巴黎不同街区的肺结核发病率，分析显示：1923～1926年间，在生活富裕的第16街区，肺结核的病死率是130，而在工人阶级居住的第20街区，病死率是340。在这一座城市之内，1926年的差异甚至更惊人，第8街区的病死率是75，而第13街区是306.这个比率是一比四，或者说，跟美国白人和黑人当中肺结核病死率之比大致一样。1924年，在巴黎的一组17个街区（共有4，290幢房子，人口185，000）当中，病死率是480。换句话说，这些街区1924年的病死率比马萨诸塞州1857年的病死率还要高。

罗洛?H．布里顿在1934年公布的美国统计数据，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经济在疾病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10个州的从25岁至44岁这个年龄段的群体中，每10万人的肺结核病死率分别是：

专业人士28.6

职员67.6

技术工人69.0

非技术工人193.5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肺结核，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的疾病，尽管差异没有这么显著。根据同一项研究，肺炎的病死率是：

专业人士5.8

职员6.5

技术工人7.2

非技术工人9.4

疾病的分布不均，还反映在一般死亡率上，即每1，000人的年死亡人数。在所有工薪劳动者的平均死亡率是8.7的时候，上述各类人员的死亡率分别是：

专业人士7.0

职员7.4

技术工人8.1

非技术工人13.1

赛登斯特里克、惠勒和戈德伯格在《南卡罗来纳州七个纱厂村落中与家庭收入有关的致残疾病》（DisablingSicknessamongthePopulationofSevenCottonMillVillagesofSouthCarolinainRelationtoFamilyIncome）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了1916年5～6月每个成年男性半个月的家庭收入与疾病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如下（按参与调查的每千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