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日本人，以他在家里的排行作为自己的名字，如××太郎、××次郎、××三郎等。一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在家里排行老几。中国人的名字则不同，虽然有时作为"小名"，有"王二"、"李三"之类的叫法，但在社会上通用的"大名"，却不能这样，中国人的名字往往寄托着起名人的理想和希冀，同时也看不出在家里排行老几。

中日名字中的这个细微的差别，我想也和中日深层的文化差异有关。日本人的名字之所以保留着排行、序列的痕迹，是因为在传统的文化中，家庭中的排行、序列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镰仓时代末期到南北朝时代，日本传统的"家"的继承制开始向长子继承制移行，发展到明治时代，则在法律上严格地规定了长子继承制。在许多方言中，称呼"长子"的词汇都与"继承"有关，如过去神奈川县把长子叫作"一迹"，实际上就是"后迹有人"的意思。这样，在传统的日本家庭，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身份和能否继承财产是有生俱来的，日本人不喜欢过细地分割财产，认为这是不利于维持家这一机构的。而中国的"家"在财产分割上，从古至今，都不是长子继承。与日本相反，中国人与生俱来就有分得财产的权利。如果家庭中有10个兄弟，财产就要分割为10份，各人在家庭中的序列并不重要。中国虽然也有几代同堂、"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实际上十分罕见，兄弟迟早是要分家的。从战国以来，孟子所说的不具主从关系的"八口之家"，也就是说以夫妻子女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一直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形式。而在日本，即使财产有充分的剩余可以分割，也不是分成完全平等的形态，而是分成"本家"和"分家"，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在权利上都是一种主从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序列关系。

在皇位的继承上，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也比中国完备得多。中国的长子继承制，在古代就很不完备，特别是从清代雍正帝开始，皇帝立储是秘密进行的，皇帝要立哪个儿子为太子，就写好这个儿子的名字，封入镢匣内，然后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之后，在皇帝生命垂危或者死后才能拿出，公布究竟是哪个儿子当皇帝。而日本皇权的长子继承制却是愈到近代愈完善，特别是到了明治时代，皇权的长子继承制在法律上被严格地规定了下来。

这种深层文化的不同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人们的心理中，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了姓名上。由于在日本的家庭中与生俱来序列的不同具有全然不同文化意义，因此也在名字中被强调了出来；而在中国的家庭中，序列的不同几乎没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因此也不会在各个方面受到重视。

日本人叫太郎的都是长子，而中国人无论在大名还是小名上都没有这种叫法，我想这也是由中日对"太子"这个词的理解的不同而来的。中国的"太子"，不是指皇帝的长子，而是立为皇储的人；而日本的"太子"，实际上就是天皇的长子，因此庶民的长子叫"太郎"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