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直没机会和釜屋修先生见面，但偶尔有音问相通，知道他身体欠佳，为耳鸣所苦，我和妻子，还有一些与釜屋先生相识的朋友，都很惦念。每当话题谈到日本友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釜屋先生，都从心里祈愿他的身体早日康复。

想到釜屋先生，我们常常会联想到一位中国作家：赵树理。这自然因为釜屋先生是赵树理研究专家，早在1979年，他就出版了《中国的光荣与悲哀-赵树理评传》，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赵树理的论著，对赵树理及其创作的理解和分析细致而深刻，素为学界推重。著名作家梅娘曾"辗转托人借了一本，且迫不及待地翻译起来"。（梅娘：《赵树理与我》）。梅娘的译本2000年由山西的北岳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书的封面也与书名配合，以西北黄土地纵横交错的沟渠为衬景，上面印着赵树理头戴毡帽的木刻像。我知道，因为这本书，釜屋先生和梅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中文版书名的改换，应该是征得了釜屋先生的同意的。我觉得，如果说日文版的书名表达了对赵树理以及一代中国文学家命运的感慨，中文版书名则准确地概括了赵树理和土地、农民的深厚连带，两个书名都好。而凝望着中文版封面上赵树理农民装束的木刻像，我常常会想起釜屋修先生的面容，虽然我所见到的釜屋先生常常穿着西装，服饰整洁，但他自然流露出来的朴实、淳厚和幽默的神情，和我想象中的赵树理是相通的。

赵树理以外，釜屋先生还翻译过陆文夫的小说，他既热爱西北山村的厚重，也欣赏江南水乡的委婉，生活和文学的情趣都很开阔。釜屋先生对中国文学有着广泛的关心，尤其对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学的研究投入的精力最多，他把自己的专业范围界定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门专业，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在一些大学中文系陆续设置了独立的教研室，而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似乎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这其中当然有学科设置、学术传统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简单地评断优劣，但可以想象，釜屋先生在筹建"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时候，一定是比较寂寞的。据说开始的时候，他们连固定的开会地点都没有，但他们坚持下来了，从1983年一直坚持到现在，条件逐渐改善，会员也不断增加。这个研究会，为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提供了讨论的场所，积累了学术经验，其学术史的意义，今天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釜屋修先生，就是在这个研究会的例会上。在那之前，我已经知道釜屋先生的名字。1989年春，我到大阪外国语大学留学，那里是釜屋先生的母校，在大学图书馆里，我读到过这位"大前辈"学长研究赵树理的著作，所以，1990年江上幸子先生把我带到驹泽大学，和釜屋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陌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亲切。研究会的例会，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数成员都很年轻，思维活跃，对"新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有特殊的兴趣和敏感。参加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例会，在我那是唯一的一次，但在那以后，我经常收到研究会刊行的《会报》，从《会报》上读到研究会成员发表的研究成果，读到每个月例会的消息，那时候，研究会的情景，特别是会后聚餐时愉快而热烈的讨论，就很自然地浮现在眼前，恍惚间觉得自己就置身在其中。1997年8月，釜屋先生带着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来到北京，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新时期文学对话会"，我曾参与做了一点联络工作。那次会议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以釜屋先生为代表的这个学术群体的学术态度和研究风格，给中国方面的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们对文学文本阅读的细致，尤其是研究会每月例会的研读和讨论方式，很让中国学者感佩。第二是他们的文学史意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研究者们，不仅敏锐追踪新的文学，还很注意从文学史的角度，梳理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整理和积累史料。"对话会"时他们带来的"纪念小论集"里收录的《中国文艺家REQUIEM》，让中国方面的学者特别吃惊。由于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一本记录1980年代以来去世的作家卒年资料，釜屋修先生们的工作就更显得重要。

在中国新时期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中，釜屋修先生有不少朋友。"新时期文学对话会"之前，他曾有一年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那段时间我们的来往比较多，多次参加他和作家莫言、余华、格非、刘毅然等人的聚会。釜屋先生非常有亲和力，年轻作家都把他视为长兄一样，谈话随便而融洽。有一次釜屋先生请我们到香格里拉饭店吃意大利餐，一位意大利厨师还专门出来介绍自己的手艺。前几天见到格非，还说起当时的印象，当然也说起釜屋修先生："他什么时候来北京，我们一定请他到香格里拉聚会"。是啊，釜屋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从大学退休，摆脱了教学的重负，应该多了一点闲暇，春天，或者天空晴好的秋季，我们希望能和您在北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