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雅柯布森文集》

钱军编辑，钱军、王力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罗曼·雅柯布森的墓碑上，镌刻着"俄罗斯语文学家"名衔。但"俄罗斯"应该主要是用来标示他的出生地和原来的国籍的，而非他的研究范围。雅柯布森无疑是一个杰出的斯拉夫学专家，他不仅在斯拉夫语言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还在欧美培养了几代优秀的斯拉夫学研究者。但雅氏的研究又确实远远超出了斯拉夫语言，甚至超出了普通语言学领域，而广泛涉及到语言学相关的学科，如儿童语言、失语症、符号学、信息论等。作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先锋派诗歌的支持者，雅柯布森还始终把"语言学与诗歌的接面"列为自己研究的重要主题。收在这本《文集》中的"导言"（美国耶鲁大学爱德华o斯坦科维茨撰）用了不少篇幅介绍了雅氏这方面的工作，但《文集》并没有收录雅氏研究文学的著述，如那篇著名的《语言学与诗学》，这也许会让文学研究者失望。不过，即使是在专门研究语言学的著述里，雅氏也没有放弃对文学语言的关注。而恰恰是文学语言，为雅氏批判地发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供了依据和资源。如果文学研究者想从雅氏的著述中学习方法，而不是关于文学的现成结论，这本《雅柯布森文集》是绝对值得反复研读的。（2002年11月）

2、《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雋文存》

樊洪业、张久春选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雅柯布森如炬的目光投向语言学以外的领域常常会有特殊的收获。1952年6月他在一次人类学国际会议上说，在阅读贝尔的《数学发展史》的时候，他发现，过去一百年语言学的发展，和一百年来的数学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这两个学科中若干思想的提出年代也相当吻合"。（参见雅柯布森《语言学的系统》，《雅柯布森文集》第45页）

雅柯布森启示我们，某一领域的变化不能仅仅从这一领域内部来理解。阅读新近出版的《任鸿雋文存》，这位科学家、科学事业组织者的工作和经历，时常让我想到"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想到以往关于这段历史的习惯性叙述。了解"五四"文学故实的人，不会对任鸿雋（叔永）的名字感到陌生，在胡适追述自己尝试白话诗、构想文学改良方案的文字中，他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但恰恰是同一位任叔永，在1915年1月主持刊行了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科学》杂志，且在中国首次采用了横排印刷和西式标点。同年9月，《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在致力于思想启蒙的同时，也尝试使用新式标点，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而任叔永等"中国科学社"以民间学会的力量，孜孜推进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和胡适等人推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有无某种同构的关系？这些无疑都值得探讨。《任鸿雋文存》让我们对胡适讲述的那个"逼上梁山"故事生疑，也促使我们深思：应该怎样讲述"新文学发生"的故事？（ 2002年11月）

3、亚东本和汪原放的标点

很早就想找到亚东图书馆排印的古典小说来读。倒不是想重温这些作品的内容，也不是要查阅胡适、陈独秀为这些作品的文字。胡、陈等人的序言已经收到他们的各种文集里，查找起来并不困难。我特别想看的是亚东版上的标点和排印版式。胡适当年对亚东的标点是非常推重的，他为亚东第一本标点排印的小说《水浒传》所写的序言， 开头便说：这部书"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在教 育上的效用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水浒传考证》）那口气，好像标点符号比小说的内容更重要。

胡适的话，其实是有历史缘由的。亚东图书馆标点排印古典小说，最初始于1920年。那时，与白话文同时兴起的新式标点刚刚由民国教育部向全国颁行（1919年），使用范围还局限在一些新文化的报刊和 书籍上，而这些书刊的读者又基本局限在青年学生。亚东把新式标点 引入流传广远、深入一般民众的古典白话小说，这对于以白话文为根 基的新文学真正站住脚跟，对于现代"国语"的创建，作用不会小于 新书刊。从读者范围说，无疑还大于后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对亚东的工作积极支持、协助，除了和亚东主人的同乡之谊， 显然另有厚望寄焉。而当时的读者，确实没有把这套亚东版小说仅仅当作旧小说来看，吴组缃先生回忆说，当最初读到亚东标点本《红楼梦》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才是新文学！（《魏绍昌著〈红 楼梦版本小考〉序》）

但后来的新文学史却不把亚东的新式标点放进自己的视野，后来的读者看到那些标点也不会产生新鲜感觉。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天经地义。这样的结果，其实和胡适也不无关系。他推崇新式标点，但同时又拿金圣叹的评点做比较，说金圣叹插入的议论，是"文学的障碍"，而新式标点则把这些障碍统统删除，"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 确实，读金圣叹的评点本，你会感到总有一个人在旁边多嘴多舌，但是，读标点本就真的能够"直接"看吗？那些标点符号，那些空格或分段，真的是透明的存在，没有表达任何意思、发出自己声音吗？当然不是。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那些符号意思的人，一定会为索解其义而大伤脑筋，会觉得那些符号的存在是个障碍。但五四时期开始推行的"国语"教育训练了现代读者的眼睛，被训练的眼睛， 接受了新式标点和排印版式释发出的意义，却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更不会感觉到它背后所关联的教育制度与意识形态内容。它仿佛是中立的，介入了，却不落印痕。这不仅仅是新式标点和版式，甚或可说 是现代媒体的隐秘特征。追溯其产生的原点，或许是将其隐秘揭开的一个可行途径。不过，新文学作品的标点都是作家写作时随手自然写上的，已经成为文本的有机部分，辨析的标识不那么明显。而把古典小说旧版，和加了新式标点的版本对照，新式标点的生产过程则或许可以看得清楚些。这便是我想找亚东本的主要动机。

但要找到亚东本确非易事。我跑过一些图书馆，最终都是扫兴而归。因此，突然在书市上见到海南出版社重印的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真是高兴与感激交织。从"重印'亚东本'前言"里知道， 编者们查找原书也费了周折。因为"七十年来历经丧乱"，"亚东本"早已经"成为凤毛麟角"。

我曾多次怀着感激的心情翻阅海南版"亚东本"，但后来有机会 读到部分亚东本原版，却不免产生了遗憾。我看到的只是《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种，对照一下，发现海南版并没有完 全按原版重印。仅以《水游传》为例，亚东原版是竖排，海南版改为横排；原版有些段落之间空行，似当作一小节处理，海南版则取消了原版的许多空行；原版人名、地名皆加有符号表示，海南版都予以删除；原版引号用的是「」和『』 ，海南版都改为现在通行的符号。

大概为了和上述处理协调，海南版保留了胡适、陈独秀的序言，却删去了汪原放写的《校读后记》和《句读符号说明》。因为"说明"里的"句读符号"，和重印版上的符号已经不同。但胡、陈的序言， 都对汪的工作赞赏有加，删去汪文，至少使这些赞誉之词失去部分所指，甚至会使读者以为重印版上的标点完全都是汪氏标点的。至于要追踪新式标点生产的原点，那不必说，只使用海南重印本是不行的，必须再去寻找亚东本的原版。

公平地说，海南重印本面对当今的读者，上述改动或许是必不可免的。重印毕竟不是影印。尽管鲁迅说过："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专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为半 农题记〈何典〉后，作》）但这应该不是主张汪氏有标点垄断权。不过，既然封面上赫然标了"汪原放标点"的字样，做了改动，也还是加一两句说明比较好。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海南重印本对于我们认识媒体生产的特性更有特殊意义。它再次说明，书籍的一次重印，常常就是对书籍形态的一种改塑或对文本的一次改写，尽管这种改塑或改写的程度大小有别。

4、高尔泰《寻找家园》

1986年，我在《中国》文学杂志工作。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和同事吴滨陪着高尔泰先生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穿行。高尔泰先生是美学名家，但对当代文学也极其关注，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愿将忧国泪，化作丽人行》，批评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伤痕"名作，指出其肤浅和虚饰，目光如炬，笔底风雷，其意义远远超出对一篇小说的评论。目睹一些在"新时期"初期生气勃勃的作家兴高采烈地进入僵硬的文学体制，高尔泰转而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作家，那天，我们就是去见两位刚刚崭露头角的"现代派"新星，高尔泰很想把他们解读为"反叛"的英雄，但两位青年作家嘻嘻哈哈，插科打诨，没有一点正经，和壮怀激烈的高尔泰说的话完全接不上茬。出来以后，我们蹬着自行车在街巷穿行，高尔泰一直沉默不语，满脸的失望和沮丧。我和高尔泰先生的接触，仅此一次，但那时的情景，却一直深印在记忆里，现在想起来感觉凄凉。

昔日读高尔泰的美学名著，曾读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但也觉得，他对"美"的解释，他那凝炼成口号的美学观："美是自由的象征"，与其说是来自理论的推导，毋宁说是出自一种信念，一种理想。此次读高尔泰的散文集《寻找家园》，才知道他对美的渴求和礼赞，其实是在人生绝境中吟咏生命的诗！《寻找家园》无疑是高尔泰先生美学思考的继续，因为采取随笔形式，更让这位艺术家气质的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气磅礴，如刀砍斧斫；悲天悯人，细腻婉转处如泣如歌。如同美学史上已经记载了《论美》，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定会记入这部《寻找家园》。（200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