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参与《茅盾全集》编辑组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记忆总是首先浮现出一条伸展在北京夏日景象里的胡同。1982年夏日的一天，我穿过交道口繁闹的街市走到这里，飞扬着灰尘的灼热和喧嚣的市声顿时都消隐下去了。胡同幽静而又悠长，从东侧巷口走进去，一直走到耸立着两棵白杨树的门口，也没有遇到一个行人。推门进去，里面是吴福辉先生曾经描绘过的开放着月季花的小院（《且换一种眼光》，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那时，吴福辉先生就站在小院里，向我伸出热情的欢迎的手。以后的一年多时光，我们曾在小院南面的房子比邻而居，为编辑《茅盾全集》而工作。1981年3月27日茅公逝世以后，他的居所被批准改为"茅盾故居"。我们住进去的时候，茅公的家属已经搬走，故居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进入，前院的北房，后院茅公起居室的门都掩闭着，小院寂静得落漠，尤其是暮霭降临以后，真的会让你体验到人去屋空的况味。当然，这种苍凉感慨的情绪并不会停留很久，因为回到房间，在灯光下翻阅那些刊载茅公作品的报纸、杂志，我仿佛立刻接近了茅公的音容，和他的丰富心灵。一位优秀的作家，不会离开他的读者远去，他的精神产品，就是他不朽的雕像。至少在当时，我们都坚信这一点。而正是有了这种坚信，整理和编注《茅盾全集》，我们才会那样热情投入。

随着《茅盾全集》编注工作的展开，月季小院也渐渐热闹起来了。几位茅盾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相继来京，《全集》编辑注释组正式组成，叶子铭先生就是那时来主持《茅盾全集》编注工作的。回想起来，第一次和叶子铭先生见面，可能不是在茅盾故居，而是在第一次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我手上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扉页上，有叶子铭先生的签名，签名下面署着时间和地点："1983年西苑饭店"，西苑饭店，就是研讨会的会场。但真正接近谈话，则肯定是在故居小院。

叶子铭先生是很容易接近的，不知为什么，还在没有见到他以前，在阅读《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这部书，是叶子铭先生的少作，书稿完成的时候，他才20多岁，大学毕业不久。但因为著者的研究和分析，是建基在客观的态度和翔实的史料之上的，所以使得这部书具有严谨、扎实的学术品格，成为茅盾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我手上的这本《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是"文革"结束后的修订版，1978年第8次印刷，印数10万册。即使印了这么多，在当时也很不容易买到，记得我的这本，就是张立国老师1980年南下访学时特地费心购求到的。这当然是那精神禁锢的闸门刚刚打开以后的特殊现象，但同时也说明，叶子铭先生的著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后来学者进入茅盾研究领域必读的入门书。80年代初，我在孙中田先生的指导下研究现代文学，在他主持的茅盾研究室工作，在孙先生给我开列的书目上，《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是排在重要位置上的。

《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茅盾的创作道路的著作"（叶以群语），视野开阔，格局恢弘，而特别让我感到亲切的是著者的语调。无论是发布史料考据的结果，还是阐述富有创见的观点，都以平实的用语出之。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文革"以后，叶子铭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撰文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标准（《评<林家铺子>》），分析作品的题材来源、作家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构思的关系（《<春蚕>小议》），触及的都是有关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但却从不取夸饰张扬的姿态，而是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细密分析，或对史实的缜密考证，渐次切入理论性问题。叶子铭先生善于把细密的分析融入娓娓的叙述中，因此，他的文章，甚至那些考据性很强的文章，也写得亲切好读，没有此类文字常见的刻板的呆相。

参与《茅盾全集》编辑注释组的工作，使我得到近距离地向叶子铭先生求教、学习的机会。当然，这种学习，不同于课堂听讲，主要是在具体的编辑、注释过程中耳濡目染，由此也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编注《茅盾全集》，是一项国家工程。这项工程的启动，当然首先得力于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具体组织领导，而茅盾研究者们的奔走努力和扎实工作，则为这项工程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基本保证。在这之中，叶子铭先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早在1981年茅公逝世不久，他就提出建议："我们悼念沈老，应该把对他一生业绩的研究切切实实地开展起来，"并对编辑、出版《茅盾全集》提出了具体构想。（《缅怀·追忆· 建议》，《文艺报》1981年第9期）《茅盾全集》的编辑注释组正式组建起来的时候，叶子铭先生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领导工作，教学、科研繁忙，仍亲自来北京，与各方协调、讨论，确定了《茅盾全集》的收录范围、分卷标准和注释原则，并就编注组的工作方式、程序等事宜，做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