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全集》的编辑注释，很多地方都以《鲁迅全集》为学习的范本。担任责任编辑的王仰晨先生，曾经是《鲁迅全集》的责编，这也给我们给提供了许多方便。但《茅盾全集》编注工作的基础，却和《鲁迅全集》大大不同。鲁迅的著作，自30年代后期起，不断进行整理，出版过多种全集，而茅盾的著作，1958－1961年刊行的《茅盾文集》是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结集出版，十卷本，三百多万字，但不过只是茅盾全部著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文字，都散在各种报刊书籍里，需要研究者们去搜寻、考辨。而茅盾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早在60年代就已经中断，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渐渐恢复，研究成果的积累相当有限，基础性的资料整理也刚刚开始，与鲁迅研究资料整理的翔实、精细程度，无法比较。在这样的基础上编注《茅盾全集》，工作难度远远大于《鲁迅全集》。对此，作为编注组的负责人，叶子铭先生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他明确提出，《茅盾全集》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放在"编校"上，至于"注释"，则力求简要，不宜过多过细。这样的思路，是建基在茅盾研究实际状况之上的，对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四十卷本《茅盾全集》编注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在面世的《茅盾全集》，虽然也会有遗漏和误收，但茅盾著述的绝大部分文字，已经辑录在内，这是没有疑问的。而随着《全集》各辑的陆续出版，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跟踵出现，有力促进了茅盾研究的深入展开。事实证明，叶子铭先生的构想：首先尽快地把茅公的作品完整准确地汇集起来，提供给读者和研究者，是正确的。

注释从简，这是从茅盾研究现状出发的一种总体考虑，但对于每一个编注者来说，则希望尽量少付阙存疑，尽最大努力把该注的词条注释出来。叶子铭先生当然也如此。作为《全集》校注的定稿者之一，他细心核对校注稿件，随时拾遗补阙。而对自己亲负校注之责的《回忆录》卷，更是一丝不苟，严肃对待。茅公晚年撰写《回忆录》，虽在人物的言语对答方面，难禁小说家的技痒，偶尔添加一点"藻饰"，但基本以史家的严谨态度回溯个人经历，坚持"真实"的记述原则，"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我走过的道路· 序》）茅公的回忆录出版以后，也确实以其信实的史学品格获得赞誉，被称为"现代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十分珍贵的史料"。（阳翰笙《时过子夜灯犹明》，《人民日报》1981年6月13日）但作为一名研究者，叶子铭先生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回忆录》的审核考辨，而是参照多种版本，对照比勘；同时又广征各种相关文献，爬疏辩证，从而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精当可信的注释。叶注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对茅公回忆失误的订正。比如，回忆录写到著者报考北京大学的情况，注者就去翻阅当时的《申报》，查清了考试的科目和时间，订正了回忆录记述的错误和含混。再如，回忆录写著者是1916年8月初旬入商务印书馆的，但注者根据商务旧档案的职员登记表，明确指出著者入馆时间为8月28日。还有，回忆录中谈到著者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人时，漏掉了李达，注者则根据著者60年代初写的回忆和有关党史材料做了补正。这样的例子，在《茅盾全集·34卷·回忆录一集》里，有十六、七条。可见，回忆录中讲到的时、地、事件、人物，凡有其他线索可查者，注者都做了查核。查核的多数资料当然都做了回忆录正确的佐证，可以用来写成订正条目的只是寥寥几行，但有过校勘注释体验的人都会知道，支持那寥寥几行文字的，是怎样博求广览的劳作和反复推敲裁量的苦心。

从那些冷静凝练的文字中，我也想象得出叶子铭先生在考订文献获得新鲜发见时的兴奋。我总觉得，就个人性情来说，叶子铭先生显然更适合书斋里安静的研究生活，但却常常被推举到学术组织岗位。编注《茅盾全集》，叶子铭先生的主要劳动也都用在了组织工作方面。《全集》的编注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以往虽不无交流，但集中起来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还属首次。怎样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智慧发挥出来，并非易事。我参加过编注组的一些会议，大都是叶子铭先生主持。他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多方听取意见，集思广益，然后才做决断。他并不是没有构想，但谈自己想法时，他总是用很谦和的商量口气，从不借助领导者或主持人的位置，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所以，每次会上，大家的心情大体都是舒畅的。当然，意见的分歧总是有的，甚至由此产生一点误解和隔阂。在这种时候，叶子铭先生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对别人的误解从不计较，而总是善意地体会理解，这更为他的谦和性格增添了感人的魅力。无论在《茅盾全集》编注组，还是茅盾研究学会，叶子铭先生都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负责人，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