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的头顶轰鸣作响，心里只有艾略特的一句诗在反复萦回：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当然那时已经是夏季。以前读《荒原》，总觉得开篇这句很难索解，现在却突然醒悟，无论四月这个月份有什么历史出典，首先肯定和艾略特个人的某段惨痛经历有关，虽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但我想大体不会有错。而现在，1998年炎热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永难忘怀的一个残忍季节，窗外暑气炙热，蝉声噪人。

但留在记忆深处和张立国老师促膝交谈的场景，总是在一个冷风瑟瑟的房间里。八十年代初期，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局促在一座灰色的小楼里，小楼的二层，有一个狭小的房间，就是我们的茅盾研究室。研究室成员三人：孙中田先生，张立国老师和我，其中两个人"住室"工作。张老师的家属远在外地，还没迁到长春市内，而我在青年教师宿舍的床位，则让给了一位即将结婚的同事。居无定所的日子，搬了几张长条椅子，放进研究室里拼成两张床，我和立国老师开始以"室"为"家"。楼壁单薄，暖气微温，研究室又在阴面，冬日里总是冷飕飕的。好处是离资料室近，可以把一些原版的书刊如《小说月报》、《民国日报》、《晨报副刊》等借来翻阅。我们点了一支两百度的灯泡，为了照明，也希冀能取得一点温暖，但读书到夜深时却仍然冻得跺脚，于是，立国老师，或者我，就会拿出床下的白酒瓶子说：怎么样，喝一杯？下酒的只有酱油和几片白菜，我们却喝得有滋有味，边喝边聊，常常是谈刚刚读过的书中内容，谈到高兴处，立国老师便发出平日少有的富有感染力的开怀笑声。若干年后，我离开了长春，我们各自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见面时偶尔还会谈到那间小小的研究室，谈到冬日夜晚的寒冷，但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是暖融融的，那难忘的岁月……

我很庆幸那段岁月的艰辛，使我有机会和立国老师近距离交往，结成了忘年之交。我是立国师的学生，在留校任教以前，我曾听过他的课。立国师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但不知为什么，那时给我们讲的却是中国现代史，可能是现代史专业的老师病了，请他代课吧，但立国师课却上得十分投入，不仅把头绪繁杂的现代史整理得条分缕析，还特别注意从生动的细节和形象的场面切入，把重大的历史事件讲得如同娓娓动听的故事，这无疑让我们这些学文学的学生感到格外亲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了立国师对现代史的浓厚兴趣。茅盾研究室的工作展开后，立国师的治史兴趣仍然不减，他研究茅盾的小说，从不局限在小说文本本身，而是把视野扩及文本周边和文本背后，广泛查阅和茅盾小说相关的社会历史资料，将之与小说内容进行参证，不仅探寻出茅盾写作的素材来源、人物原型，也暴露和纠正了以往文学史上一些所谓定论、通说的偏误。如关于《幻灭》，以往都认为其中的社会事件只写到1927年"'武汉政府'蜕变前夕"，立国师则以扎实的内证和外证，证明小说实际上写到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并指出《幻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这一事件最早的一部作品"，从而由"一个时间上的'小'问题"，切入到对《幻灭》主题和基本情调的整体阐释（《关于〈幻灭〉评价的几个问题》）。论及《动摇》，立国师也是从考察小说素材来源入手，推倒成说，就该作品所描述的"历史真实"问题，提出了具有坚实依据的见解（《论〈动摇〉的历史真实》）。立国师这种以史证文（文学/小说）的方法，应该属于社会历史批评的范围之内，而他用以衡文的"历史"，并不是一般历史教科书上的几条现成结论，而是在认真搜寻、查阅大量原初史料并加以精细考辨的基础上，对历史语境尽可能接近原貌的复原。他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考史上的，绝不少于用在评品文学方面的。那正是人们反感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时候，张老师却不肯绕道走，而是正面探索重新建构社会历史批评的途径，这种硬碰硬的做法，决定了他为文的审慎，写作产量也不可能很高，特别是在庸俗社会学批评连带了所有社会历史批评名声的氛围中，他在文史参证的文字中或隐或显涉及到的富有方法论意义的命题也就不大容易被人们注意到，这是很让人惋惜的。而现在看来，无疑是这些潜在的命题：诸如文献记载、历史建构与文学叙述的关系，文学批评在文本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等等，更值得重视，也是立国老师的文章至今仍保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