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之外，立国师较长时间关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后来又把视野扩展到台湾文学，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但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被推举到中文系的行政管理岗位，研究工作就不免时时被打断。他自己常常为此而苦恼，但终究不能摆脱。这也许就是宿命，如果确如先贤所说性格就是命运的话。在立国师的身上，太多中国传统的急公好义情怀，或者现代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这决定他无法做一个只管自己学问而不过问世事的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人数很多、有相当历史的大系、老系，有好的学术传统，但也有多年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无论谁做行政管理都不容易，但据我所知，立国师担任系领导的那些年，系里的局面是稳定的，大家的心思主要都能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这样的风气形成，张老师起了很多作用。当然，他的工作也不可能全无疏漏，也可能会有人对他的工作有一些意见，但他对系里同事怀着诚恳和善意，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和立国师接触的过程中，有时会谈到系里的一些同事，他决不信口贬损别人，特别善于发现同事或同行们性格和专业上的优点，谈起来津津乐道，并且，他特别关心年轻教师的学术发展，看到年轻教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仅自己找来阅读，还高兴地到处推荐。那宽厚的心态，很容易让人想起古人的诗句："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知道，立国师是很喜欢唐人杨敬之的这两句诗的。但立国师并不是一个没有原则、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记得有一次，他非常严肃地批评我识人不明，我辩解了几句，他却不让我下台阶，仍然非常郑重地说：你记住，事实会验证我的话。那是在一个冬日的夜晚，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东北师大，利用出差回一趟老家，路过长春时专程去看望立国师。我们走在那条积了雪的自由大路街道上，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只有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地响。那雪地里吱吱的脚步声，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是立国师病逝以后，我越发感受到那声音的沉重。

我是1985年调离东北师范大学的，开头几年，回去的次数较多，每次都会见到孙中田师和立国师，我们仍然像以前那样谈论文学，切磋学术，仿佛我仍然在研究室工作，只不过是出了一趟长差回来。后来，我回东北的次数少了，我们的通信也不多，但每当想到母校，常常浮现在眼前的，总是这两位师长的笑容，而立国师更像我的长兄，不管在外游荡千里万里，每当想到他们，我的心里就踏实，就有了依靠，不必担心归宿，对于我，他们其实就是我的母校形象的具体体现。可是，1998年夏季，立国师竟离我们而去了。尽管早就我知道他已经患有很重的病，如此残忍的消息仍然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怆。从今以后，如果有一天倦游思归，我还寻得到故乡的路吗？

1999年夏天，孙中田先生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孙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忘年挚友钟桂松兄也恰好在京，忆起以往相聚的时光，我们都为失去立国师那幽默的谈笑而感到巨大的寂寞。我们请来张老师的公子冠夫，商议编印立国师的论著。孙老师指示了编选原则，并写出序言，桂松兄很快接洽好了出版社，整理、编选以至校对等工作主要都是冠夫做的。本来想赶在立国师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出版，但冠夫想尽量做得仔细一点，说不必匆匆赶一个日子。那态度让人联想起立国师生前的风范。立国师生前曾为同事特别是青年人的论著发表、出版费过很多心力，当我和他谈到出版他自己的论著的时候，他却总说还需要时间，那神情，始终是很淡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