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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9)

我后悔与老婆结婚 作者:(韩)金珽运


  

“湖南”口音让人备感亲切

外国人都一致认为韩国人无礼。并且每次说到这个问题时还要补充说,韩国人即使走路时撞到了别人的肩膀,他们也从来都不会说“对不起”。好像真的是这样。

当我和老婆结束13年的德国旅居生涯回国时,几乎每天都会抱怨我们的同胞太无礼,而且不够亲切。“到底我们的国民为什么会如此无礼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为此苦恼极了。但是经过仔细思考后我认为,韩国人并不是真的无礼,应该只是看起来无礼罢了。每当外国人提到这个问题时都故意提高音量说,“韩国人的教养水平有待提高”。当然,如果以一个位列世界经济十强国家的标准来要求,韩国人的确应该遵从世界普遍的礼仪和规矩。但是我觉得人们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我们无礼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相互作用的原则不同。所谓的“西方近代化”,是指将“我”从民族、阶级、种族等各种形式的集团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主体。当然,完全地脱离这种集团的约束,成为自由存在的主体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在近代,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已经能够使人们认识到在集团中怎样保持“我”的存在。西欧式合理性的根据就是“我”这一主体的成立。只有存在了“我”,才有可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你”。并且当“我”和“你”以平等的关系存在时,“我们”的概念才得以实现。

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人的存在就是作为“我”的对方——“你”。如果对作为平等主体的对方无礼的话,那就相当于对自己无礼。所以他们能与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谈论天气,能够对着陌生人微笑并主动搭话。这全是因为认可“你”的存在就代表认可“我”的成立。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犹太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译者注)在他的书《我和你》(Ich und Du)中曾指出,“我”和“你”的关系,就是“我”存在的根据。而且他之所以认为“我”和“你”的关系是所有意义构成的基本单位,也是因为受到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

而韩国人相互作用的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认为“我”和“你”是直接成立的。我们认为首先要有“我们”和“别人”的界限之后,“我”和“你”两种相互对应的主体才有可能存在。而在这之前的“别人”并不是应该平等进行相互作用的主体。所以在韩国人的观念中,即使无视“别人”也是可以的,因为“别人”不是我们关心的对象,对我们来说,“别人”和桌子、椅子,甚至空气没什么区别。

但是“别人”一旦进入到被称为“我们”的界限内,从那一瞬间起,“别人”就不再是别人了。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再对他无礼了。因为从他进入到“我们”的界限里那一刻,他就具有了价值。也就是说,对于韩国人来说,“我”和“你”的主体性相互作用,是从“我们”这一主体概念成立的那一瞬间才开始形成的。

如果说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有“我”和“你”相遇后,才成为“我们”的话,那么对于韩国人来说,要首先形成“我们”之后才能成为“我”和“你”。

所以韩国人一般表达不满的心情时,都会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或者“我们之间真的只能这样吗?”虽然发问的人是这么问的,但是在韩国绝对不可以也绝对没有人会这样回答对方,“是的。”因为一旦这样回答的话,就表明自己主动打破“我们”的关系,对方已经是“别人”了。

一旦成为“别人”,哪怕再努力,关系也很难被重新建立起来。所以韩国人中,大家都很珍惜“我们”的概念,一旦成为“我们”就不太容易被打破,并且真的能够做到甘愿为之两肋插刀的程度。因为韩国人认为“我们”之间就应该这样!

但这种从很久以前遗留至今的共同体,无论从哪方面看其解体都存在着必然性。因为这种以产业社会结构方式形成的共同体,必将无法在后现代社会继续存活下去。现在,曾作为韩国人存在根据的“我们”,它的城墙已经开始变形,甚至瓦解,所以我们应该创造出新形态的“我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对策的新形态的“我们”,还没有最终定型。也就是说,现在韩国人还没有适应新时代所要求的确认存在的方式。

我年轻时的岁月是这样度过的。每天学生都要站在操场上开早会,因为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生活目标。

“我们是肩负着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而出生在这里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需要挖空心思、用力寻找的生活目标,那时国家却简单明确地给我们下了定义。那时国民礼仪规定每逢星期一全校师生都要集合起来,一起喊口号、重复我们的使命。现在想来感觉那时真是荒唐可笑,但是如果想用现在的观点去判断和指责过去,需要谨慎地处理。因为这就像女权主义者指责我们信奉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子是推崇男性优越主义一样,这是轻率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国民教育宪章》和国民礼仪,虽然充满了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带有浓厚的维持独裁体制的意图,但是这是当时的社会决定的。现在我们评价朴正熙(韩国前总统。——译者注)政权,认为他为了使国家摆脱落后而施行的一系列国民意识转变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没有比改变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的手段了。当时每天早上背诵“为国家而生”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不仅是我,你问问所有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学生的人,问他们为什么出生在这个世界,大部分人肯定都会非常自然地回答你,“因为肩负着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或许有人会因为记混了《国民教育宪章》和《向国旗宣誓》而回答你,“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无限荣光”。

无论是国民礼仪也好,《对国旗宣誓》也好,在人们心中都衍生出了国家的概念和意义。所以直到现在,我每次听到国歌,心里都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有时我会一直开着电视,直到所有的节目全部播放完毕。这时,作为电视台结束曲的庄严的国歌就会响起。而且当奥运会上我们的运动员获得金牌,国歌响起时,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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