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拉斯加州的发言人叫梅根?斯特普莱顿。为了让那几名在过去几年中每周都会与我通话的记者获得竞选总部进行采访的官方许可，她几乎施出浑身解数。梅根不仅天资聪颖，工作勤奋，政治嗅觉也十分敏感，因此她在安克雷奇的媒体圈里很有人缘，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像她这么棒的人。她一直在我的州长办公室里工作，所以对我的想法了如指掌。她知道，即使是在总统竞选的过程当中，我仍然会把与选民的联系看做是重中之重。

当梅根听说阿拉斯加州的一家地方电台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一名记者到明尼苏达州对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报道时，她一直设法与竞选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她恳求总部让我回答三个问题：你有什么感受？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感觉如何？你要对阿拉斯加州的人们说些什么？梅根所说的这名记者为人正直，而且与我十分熟悉，更何况上述三个问题简单明了，没有任何攻击性。但是，即使作为我的阿拉斯加州的新闻发言人，为了和我这位副总统候选人取得联系，梅根费尽周折。最后，她终于拨通了我的电话，竞选总部的答复也下来了：不行。不允许进行采访。太危险了。国家新闻媒体会选择合适的记者进行采访。

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我们想。这样也好。我和梅根一致认为，国家新闻媒体一定会挑选那些对我十分了解并且做过多年报道的记者进行采访。也许这种办法更好一些，说不定这样一来那些整天胡编乱造、信口开河的家伙会有所收敛呢。

但是事与愿违，几个星期过去了，总部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梅根只好设法联系麦凯恩身边的幕僚，不过同样困难重重。最后，这一事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的竞选工作造成损失，然而那些“专家”们却仍然蒙在鼓里。当时，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居心叵测地杜撰种种借口，想要给我们扣上一顶“不道德”的帽子，就连阿拉斯加州的新闻媒体也逐渐认为我已经疏远了自己的父老乡亲，并且很有可能变得得意忘形。有一次，当我回到瓦西拉市的时候，一个平时推心置腹的朋友克里斯?科尔在自己家中邀请了许多当地记者，想要利用我此次行程中的一点儿时间对我进行采访。但是，竞选总部不仅对此极力反对，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干涉，他们表示，不允许这些记者对自己州长的辛勤工作进行报道。

有一天，当我走进一个集会现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州长进行会谈时，他们站在我的身后，高兴地说道：“太好了！现在终于有一位像我们这样的州长为总统大选助阵了！”会谈结束以后，我来到一个新闻发布会，突然看到一名来自安克雷奇的记者，尽管他只能远远地站在外围进行报道，但他还是来了！

我心中暗想，阿拉斯加州终于来了！而且就是现在！

于是，我立刻朝他走了过去。这时，一名竞选活动负责人却突然抓住我的胳膊说：“不对，不对，不对……朝这边走。”几分钟之后，当我走出大楼的时候，我看到刚才的那个记者兼摄像师就站在警戒线外。

他朝我大喊：“阿拉斯加州！”可是，当我也想要朝他喊话的时候，同时有好几双手毫不客气地把我推进竞选总部的那辆雪佛兰上。我没有来得及向自己家乡的媒体说上一个字。此时此刻，我的心中蓦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在一次有关竞选活动的电视报道中，对于我的表现，这名记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昔日那个曾经为我们所熟悉的莎拉?佩林，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并没有一去不复返，却也不能因此而责怪他。

到了9月的第3周，一场名为“解放莎拉”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于麦凯恩阵营对我和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州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限制措施的做法，各大媒体的批评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究竟让哪一家新闻媒体对我进行首次采访的问题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主要党派的候选人来说，这一点向来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