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图书馆看罗家伦的贡献
“改隶废董”以后,清华基金于当年8月正式移交中基会。罗家伦争取的六大项目得到资金保证。从1930年到1932年,生物馆、学生宿舍、图书馆、气象台先后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数图书馆了。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谈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同上,第130-131页),这就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由气息。(同上,第46页)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他们在赞美清华图书馆的时候,都只字不提罗家伦的贡献。
罗家伦对图书馆有他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职时他就批评说:“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他还说:“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2-203页) 1930年初,罗家伦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后来他在开工典礼上表示:“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4页)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的远见。至于第二点,罗家伦富于激情地说:“?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同上,第113页)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增添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中国养育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七、贡献卓著,黯然离去
谈到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专门研究清华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总结了八个方面:1、提前二年实现了前任校长曹去祥建立“完备之分科大学”的计划;2、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牵制;3、健全了基金管理,稳定了经济基础;4、增加建筑,添置设备,大大改善了读书环境;5、重建教师队伍,改善教师待遇,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6、整理原有学系,强化理学院增加研究院所,延揽世界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提高了清华的学术水准;7、扩大招生名额,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培养更人才;8招收女生,使女子教育机会平等。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昱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他也指出:罗家伦“年轻气盛,好展才能,思想激进,好批评现状不讲情面,在当时社会文化条件下,必然会得罪他人。此外,罗家伦的国民党背景对于“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而言,是难以容忍的。”这些都构成了他过早离开清华的因素。(《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