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大科学家和著名研究室的帮助，其“收效之速，成材之众，恐怕不是自来所有留学办法所能比拟的。”（第５２２页）另外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三年，中基会向近百所学校和一百多个学术文化教育单位支付设备补助费５７４万余元，美金４.４５万元。这大概还不包括当年为挽救“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而支付的１００万元。（《丁文江的传记》第１２５至１２７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除此之外，中基会向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生物调查所和社会调查拨出专款，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翻译科学和历史文化书籍，并向许多中学减价提供仪器和标本。有人认为，从１９２５年进入中基会到１９３５年暂时离任，“是任氏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这十年中，“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三十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施泽于其后几十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７６１页）

八、战争年代，反思科学得失

１９３７年６月抗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开四川大学回到北平，随即出国进行考察。考察回国后，他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并担任该院总干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重新担任中基会干事长。

在战争年代，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中研院、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浏览当年的《竺可桢日记》，有关学术活动的记录比比皆是，难怪费正清看到中国知识界战时生活状况后曾颇为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善生活去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２６９页，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在此期间，任鸿隽经常强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关于前者，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华民族好像一条大船，抗日战争好像一场暴风雨，科技人才好比船上的机务人员。没有机务人员，船到紧要关头就会束手无策。（第５５２页）。至于后者，也是他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后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如果?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抗战结束前，任鸿隽对甲午战争以来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中国科学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表面看用了５０年，实际上“多者不过三十年，（如地质学），少者不过十年（如天文学）”，如果再去掉抗战八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第５８７页）  九、尾声：难圆的梦

抗战结束后，任鸿隽和全国人民一样，梦想和平的到来，好为中国科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他甚至在１９４６年所写的《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作为“吾国之生命线”（第６０５页），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这一美梦。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第５３５页）。面对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他清醒地告诉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才能防止独裁，制止战争。

内战的发展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做好了出国准备。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１２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里的“多、苏、安”，是指任氏女儿以都、以书和儿子以安。陶孟和因为经费问题与任鸿隽有过矛盾，看陈衡哲的口吻，显然对陶的选择不以为然。５月４日，竺氏日记中又有“下午任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能取出”（同上，第１２４７页）的记录。

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又返回内地。从《竺可桢日记》看，大约在９月１１日，竺已得知任鸿隽回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严济慈。第二天，竺听说生物学家胡先骕（字步曾）专程去天津看望任鸿隽，便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步曾此行为不智，使叔永一到京便被人疑为别有作用也。……”（同上，第１２８６页）。这说明，任鸿隽去而复返已经引起当局怀疑，并受到严格监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引文的删节为《竺可桢日记》的编者所为，这就使读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大大降低了这套书的价值。

随后，任鸿隽到达北平，住在永利公司，并拜访了吴玉章、韦悫等人。韦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欧美，抗战时曾到新四军控制区工作，任鸿隽找他是为了谈中国科学社的前途。看来任鸿隽不顾个人安危再度回来，可能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据竺可桢说，从韦处出来，他们二人曾到中山公园今雨来轩饮茶，当时“在此饮茶者惟余二人，可见北京已不见所谓有闲阶级。”晚饭后竺去隆福寺访书，痛心地看到线装书已无人过问，旧书都论斤卖了。此情此景在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与此同时，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表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同上，第１２９４页）。后来，竺可桢、陶孟和、李四光等人被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无论是能力还是成就都并不亚于他们的任鸿隽，却长期没有一个实质性职务。看来，任鸿隽想要继续他的科学救国梦，恐怕是难了。

从此以后，中国科学社的命运也被饶毓泰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