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诺“一直塌着身子坐着，整个身体深深陷在椅子里，好像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后脖子上”。接着，他慢慢地直起身走向陪审团席，直视着12个陪审员。陪审员们能感觉到他在思考，他长着一张像农民一样布满皱纹的、平常的脸，从这张脸上，他们可以看得出他是个诚实的人，虽然在这个案子上他的立场绝对是错的，但他是诚实的。他们认为这个案子没有任何胜机，不过倒想听听他要如何为这几位犯下如此罪行的当事人辩护。这位来自金斯曼的辩论老手显然早已习惯于面对那些在他未开口之前就认定他要失败的听众。他以低沉、富有乐感的语调开始了他的发言，语速很慢，好像在为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寻找、斟酌最恰当的词语。一会儿，陪审员们惊奇地发现，他在推理时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法，已不知不觉地把他自己变成了公诉人。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它将决定我们对自由的理解。从英国的专制时期一直到总经理联合会把它用作打击手段的今天，共谋罪一直是专制者们最得意的武器，他们用它来统治人们的思想。如果政府不告诉你们什么是共谋的话，那么我们将请总经理联合会的人来谈一谈他们是如何理解共谋的。这几位被告的一切行动在全世界面前都是有目共睹的：罢工期间，他们从没有如此忙碌过，因为他们四处奔走，不断劝阻人们不要诉诸暴力。就为这个，他们被一个组织，一个用政府作挡箭牌企图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组织，送上了法庭。”

丹诺在格里高利的支持和建议下，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劳工工会和有关共谋法的历史。在法庭上他讲述了普尔曼工厂的状况，揭露了总经理联合会的种种勾当，最后，把尤金·维克多·戴斯介绍给了公众。为了让美国人民了解这个“卑下、邪恶”的人是如何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经济制度下造就出来的，他讲述了戴斯的生活经历。丹诺心里非常清楚，戴斯和其他工会领导是被判刑还是被释放，完全取决于他能否说服拥有最高决断权的陪审团，能否让他们相信尤金·戴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把戴斯的生活经历讲述得如此生动感人，以至于这篇枯燥的传记故事听起来完全变成了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表演。法官前倾着身子听得入了迷；陪审员坐到了椅子边上还全然不知，个个伸着脖子，满脸焦虑不安；坐在下边的听众鸦雀无声，仰着脸看着站在证人席的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