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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陪审团的神情和态度上,丹诺感觉到戴斯有可能获得无罪判决。他对这一点感到很满意。于是,他又采取了第二个大胆的举动:他要让乔治·普尔曼和尤金·戴斯对簿公堂,最后让公众做出公断。他请求法庭传普尔曼出庭,请他当众证实,在去年经济极度疲软的年份里,公司分得280万美元的红利,此外公司保险箱中还存放着未分发的260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而那些为他赚这些钱的工人却饿昏在机器旁。
但哪儿也找不到普尔曼。他早溜走了,因而传票不能送达,也就无法发挥它的作用。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普尔曼先生不愿出庭接受丹诺先生的质询,这本不足为怪。身为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他只有众多的下属而没有上司,他习惯的是发号施令而非回答问题。如今要接受一个对他并不友善,而且可能会刁难他的人的讯问,而他又必须心平气和地做出回答,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丹诺在普尔曼拒不出庭这件事上大做文章,通过陈述事实使陪审团和公众相信普尔曼是一个阴险的社会公敌。就这样,鞋被干净利索地换到了另一只脚上,公诉人反而成了被告。紧接着,丹诺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他声称要传唤总经理联合会的每一位成员并控告他们,不仅控告他们共谋降低工人的工资,还要控告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共谋对政府施加影响并利用政府。
但是,丹诺的计划似乎过于完美了。就在他即将大获全胜的关头,他接手的第一桩大案子却突然消失了。第二天早上,只有11个人在陪审团席入座。格罗斯卡普法官宣布:“由于一位陪审员生病,而且据医生证明,他两三天之内还无法出庭,因此,我建议暂停本案下一步的取证工作。”
一听这话,丹诺闪电般地站了起来,他要求再指派一名陪审员,并向他宣读本案的记录。格罗斯卡普法官否决了这个提议,案子被推迟到5月开庭。据报道,陪审员离开陪审席时都和戴斯握了手,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理会公诉人主动伸出的手,他们还告诉丹诺说,他们的意见是11 ∶ 1判戴斯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