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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届不惑之年的丹诺面色红润，肚子也开始鼓凸圆挺。出门时他常戴一顶时髦的黑色礼帽，天凉时外加一件马甲，里面打一条皱巴巴的黑色真丝领带。他的衣着虽不太讲究，但远远没到不修边幅的程度，因此，当采访娄伯—利奥波德案的记者拿他的衣着开玩笑时，他回答道：“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总显得和我不一样。我的衣服是在给你们做衣服的那家裁缝店做的，我付的钱也和你们一样多，我买服饰的商店也和你们是一样的，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你们这些公子哥儿晚上睡觉时总脱掉衣服的缘故吧。”

丹诺在欧洲度过两次暑假，第一次是受朋友巴纳姆法官之邀，和他的家人一起去的，那次他豪情满怀，想要好好闯荡一番。巴纳姆一家人自从1894年在一次大型的平民党集会上听到丹诺的大声疾呼后，就一直是他的崇拜者。在那次会议上，丹诺高声讲道：“如果没有正当充分的理由，广大人民群众本来是不会有任何不满情绪的。在共和党仁慈的统治之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巨额财富大大增加了，而大多数人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对发生在自己本土上的不公正的痛恨要远远大于其他的任何地方。”旅行开始的前两天，他直挺挺地躺在铺位上，不停地呻吟说：“快让他们把船停下来，我要下去。”但他很快就从晕船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并和葛楚德交上了朋友。葛楚德是巴纳姆法官的女儿，长得很清秀，不久之后她就“逃离无聊的社交生活”，成为一名女性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和组织者。在欧洲，他们一起在阿尔卑斯山区跋涉，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面对绚丽的自然风光——高山、湖泊、漂亮的山村，丹诺陶醉了，他获得了一种城市和人为的艺术作品所无法给予的感受。在意大利美术馆一排排圣母玛利亚雕像间游览了几天之后，他大声说道：“这都是些不真实的孩子的不真实的母亲，我不能再看下去了。”他给芝加哥的报社发回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旅行见闻，不过他的文章报社是如何看懂的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因为他的字迹模糊难辨，拼写也古里古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