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种宽容显得不太切合实际，但他相信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发挥巨大作用的最佳途径，否则，冲突的双方会永远扼着对方的咽喉以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在丹诺看来，美国就是一个大实验室，在这里，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如何使持不同见解者友好相处、友好合作并能彼此接受各自不同见解的实验。

丹诺劝诫世人：信仰不同的人要和平共处。事实证明，这是一件漫长的、不会有任何回报的工作。当神学家禁锢自由思想家的言论时，丹诺与之进行斗争，结果他被称为无神论者；但当他反对那些企图毁灭教会的自由思想家时，他又被称为中世纪的神学家；当清教徒要压制异教徒时，他为异教徒而战；当异教徒嘲讽蔑视清教徒时，他为清教徒而战。

除了这些思想上的斗争以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争端：种族的争端、经济的争端以及社会的争端。当白人歧视黑人，把他们束缚在劳役、贫穷和愚昧之中时，他就与白人斗；当贪心的雇主剥削工人，把他们束缚在机器和饥饿之中时，他就与那些雇主斗；当社会排斥病人、残疾人、迷茫者、堕落者、怀疑者时，他就与社会斗。

最具煽动性的不宽容就是种族歧视，因此丹诺用毕生的心血为黑人的权利而战；最低的工资和最长的工作时间是资本家贪婪本性的彻底暴露，也是最具毁灭性的不宽容，因此丹诺毕生为那些靠辛苦劳动挣得面包的工人而战；政府以刑事审判和监狱作为对罪犯的惩罚，这是最残忍的不宽容，因此他毕生为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科学的犯罪学而殚精竭虑；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平是最具破坏性的不宽容，因此他毕生尽力为穷人和普通人争取与富人一样的健康、教育和法律公正的机会。这就是丹诺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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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诺主要以承办民事案件为主，与所有努力工作的人一样，他有时也会厌倦自己助人为乐的生活态度，这时他会不高兴地发牢骚：“谁来养活我？鸟儿们吗？我又不是圣方济各①！”但是他的兴趣和同情心却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刑事法庭，因为在刑事法庭里，时时刻刻都上演着饱含社会寓意的戏剧，正像他的老师约翰·奥特盖德所说的，犯罪行为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监狱是一个病态社会撕裂开的伤口。由于他从小受到的标新立异的教育以及他对人类痛苦近乎病态的敏感，保护弱者、帮助被追逐的猎物反击猎犬、帮助个体反抗群体，已成为他本性中最显着的特点，也变成了他生命的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