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一个好律师的态度接手第一个刑事案件的。所谓好律师，就是能定期参加律师协会的全部会议，希望尽可能迅速地成为一名专为大公司辩护的律师。因此，当时的我对一般刑事法庭里发生的悲剧、忧伤和失望一无所知，也根本不想知道；我甚至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认为无罪判决和陪审员的意见分歧是审判不公的表现，是对陪审团制度的损害；监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和麻风病区一样的地方。”

但是，随着第一个刑事案的结束，丹诺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越来越愿意为那些受到犯罪指控的男人女人辩护。我试图去了解为什么有人会采取这种方式，而另外一个人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我对人类行为的原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意味着我不仅仅是在和律师及陪审团进行辩论，在为一位委托人赢得或保住钱财以便使自己能挣到应得的那一部分报酬，我是在和生活打交道，和生活中的希望与恐惧、抱负与失望打交道。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人类的行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和原因，而不应该盲目地谈论憎恨和报复。”

一个委托人并不只是代表一桩法律案子，而是代表一个高度复杂的组合体，一个经过数千年进化、在一个受到制约却又无能为力的环境下形成的一个特殊形态。对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穷人来说，丹诺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辩护并不是为了钱，而完全是由于同情。他们以已经习惯的吞吞吐吐的方式向丹诺倾诉了自己的遭遇、痛苦、矛盾，向丹诺倾诉了他们这些被当做机器使用的“人类机器”常常晕倒在生产线上的极度疲劳的境况。

正是从这个“人被当做机器用”的早期概念中，丹诺找到了对付“人是神性的火花”这个观念的解毒药，从而使他成为美国机械论哲学的主要倡导者。这种哲学以爱和理解为基础，主要内容是：你不应该责备和惩罚出了问题的“被当做机器使用”的工人，正如你不能责备和惩罚停止运转的钢铁机器一样，相反，你应该不带任何道德判断和虐待行为地去修复它，使它再度运转起来。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不了解其中含义的人来说，似乎充满了悲观和失望的情绪。

“1925年我在芝加哥时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律师，那时我特别想写一本丹诺的传记，”大卫·里廉索尔说，“我非常了解他，他也很尽心地与我合作。但我发现他的机械论哲学与我自己的狂热情绪格格不入，因此我终于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他的哲学太令人沮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