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这几个人是无辜的，但绞死他们以保障社会安全也是完全必要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为什么要这样呢？布朗先生。”丹诺反驳说，“这样做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几个月之后人们开始明白，这8个人被判刑不是因为共谋实施爆炸案，而是因为他们反对普尔曼和迈考密克等资本家所实行的那种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真正犯共谋罪的其实是政府自己。警察局长沙克目无法律擅自逮捕一些无辜的人，通过严刑逼供让他们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假口供之后才释放他们；他还故意挑选那些认为被告应该被判刑的人参加陪审团，同时剔除那些认为应该对被告做出公正审判的陪审员；与此同时，格雷法官还发布了允许使用死刑的法令。于是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叫嚷着要处死这些人的芝加哥平民百姓，不仅成了刽子手的代言人，而且实际上也成了谋杀无辜的刽子手。从法律的意义上说，他们的罪行远远超过了那几个放置炸弹的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疯子。秣市广场上的炸弹夺去了7个人的生命，然而丹诺认为，对这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审判方式，实际上是如同投掷炸弹一般在践踏宪法、摧毁人权法案等这些保障全民司法公正的司法框架，而新大陆的人民正致力于在此司法框架上培养出自由而理智的社会有机体，这种审判方式无疑比秣市广场上的炸弹危害更大。

被绞死的4个人和关在监狱中的3个人，他们主要的信仰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工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可是，他们却被报纸笼统地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就像丹诺一生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因为这样的称呼无疑是打狗的最有力的鞭子。7人之中，阿尔伯特·帕森斯是《警钟》的编辑，奥古斯特·史拜斯是《工人报》的编辑，阿道夫·费彻是《工人报》的印刷工，奥斯卡·尼比是拥有这家报纸两元股票的股东，塞缪尔·菲尔登和迈克尔·舒沃是常在工人集会中发表演说的社会主义者，乔治·恩格尔则坚信“人民大众终将发动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以往工人试图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抗争都以政府的武力镇压而告终，工人阶级只有靠武力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们时常在《警钟》和《工人报》上刊登一些宣传炸药的优点和价值的文章。